【内容提要】作为经验来源或是扩张对象的“地方”，其实从未外在于西方国际传播与社会科学的本体与视野。然而，这种对“地方”的片面呈现既带有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傲慢，又充满对全球南方的霸权色彩。这一基于全球南方立场的跨学科深度去西方化理论反思，不仅为一种真正彰显地方性知识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提供了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而且能充分调动深藏于地方的丰厚历史、文化、革命、发展和情感等多重资源，成为以丰满的中国叙事来拓展中国国际传播内容体系的富矿。在此基础上，研究深入具体的实践层面，以“缙云—津巴布韦”双向国际人文交流以及此过程中如何成功实现传播尺度“跳跃”为案例，展示了一个“县域+国别”的国际传播创新模式，并揭示构建全球南方认知与情感共同体的潜能。进一步总结出“具体生动”“因地制宜”“人民主体”“央地联动”这四个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关键词。最后建议，可通过深化民间论坛、友城合作、侨团网络、人才培养、内容拓展和基层代表等多元传播路径，深化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构建更加多渠道、立体式、有效力的对外传播格局，同时为增进全球南方的彼此理解与团结贡献中国力量。
【关键词】国际传播；地方转向；地方文化；全球南方；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我国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趋势与挑战
2014年11月，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一开先河的事件让地方越来越成为国家主办大型国际传播活动的落地场所，凸显“地方”在我国国际传播中日益重要的地位。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实践发展和政策导向已清晰表明，国际传播不只是中央和国家层面的事，加强“中央—地方”联动，调动丰富的地方资源，充分发挥各地各级多元主体力量做好国际传播，已是大势所趋。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蓬勃发展，并呈现“下沉”趋势。已正式成立的27家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和超过百家的区（县）及以上级别的国际传播中心，已然成为建设立体化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地方支点。这些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机构的定位与目标包括：以地方文化和在地化故事讲述为基点，阐释国家发展理念与成就；建设融媒体国际传播矩阵，创新多元化文化产品；整合地方多方面资源，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展民间交流，建立情感联结，实施精准传播等。
国际传播的“地方化”趋势还体现在当下如火如荼的“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类国际人文交流活动中地方角色和地方资源的充分调用。一方面，依托文化和旅游部“欢乐春节”等品牌项目的“走出去”活动，地方政府组织政经代表团和文艺队伍赴海外开展经贸推介会和文艺演出，让地方文化资源在海外展演中唱主角。例如，2024年春节，四川省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赴智利举办川剧演出；2024年4月，中国（四川）—智利经贸文化推介交流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举行。另一方面，在邀请外籍政党领导人、学者、媒体人、青少年等来华研修和人文交流的“请进来”活动中，彰显地方传统文化与区域发展模式。例如，2024年9月，美国青少年“青春同行”华盛顿州代表团访问了贵州、四川和山东，“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前往甘肃敦煌深度体验中国西部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历史。
我国国际传播中出现的“地方转向”趋势，为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开辟了新前沿，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了新挑战。在理论层面，由于对这一转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内涵还缺乏深度研究，制约了传播效能的提升；在实践层面，正在起步阶段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面临着高水平专业人才匮乏、资金等资源支持不足、内容与形式同质化、受众定位模糊等困境。在“走出去”与“请进来”活动中，“走出去”存在地方经贸与文化推介以单向传播为主、互动性不足、演出内容多局限于传统文化等问题，“请进来”则往往止步于“抵达”和“看见”的层面，较难避免“走马观花”，成果往往局限于新闻报道，未能建立起长期追踪反馈和联合知识生产机制。此外，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地方国际传播虽已关注全球南方国家，但依然在传播内容、研修设计等方面缺乏针对性，未能充分激发促进全球南方团结的深层潜力。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跨学科视角系统性反思国际传播“地方转向”背后的理论内涵，梳理其作为概念和实践场域的学术基础，深入探讨“全球”“国际”与“地方”之间的辩证关系。随后，本文从中国主体性出发，系统挖掘深藏于中国地方的丰厚历史、文化、革命、发展和情感等多重资源，以此拓展中国国际传播的内容体系和丰富中国叙事的地方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入地方实践层面，结合“缙云—津巴布韦”双向互动的地方化国际传播参与式行动研究案例，分析地方资源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并展示其如何通过传播尺度“跳跃”，实现在构建全球南方认知与情感共同体中的潜力。最后，本文将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为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落地与深化提炼关键词并提供具体的可操作建议。
二、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跨学科理论反思
（一）全球化、国际化与地方化：传播学科反思的视角
作为经验来源或是扩张对象的“地方”，其实从未外在于西方国际传播的本体与视野。然而，这种对“地方”的片面呈现既带有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傲慢，又充满对全球南方的霸权色彩。李金铨也曾提出，“国际传播”并不太“国际化”，实质上只是“美国”的“国际传播”，是美国传播在海外的思想延伸或经验应用。在更广泛的层面，大部分被视为“全球普适”的经验学派传播模型实际都基于欧美社会的特定地方性经验而来，例如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就来源于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对俄亥俄州伊利县的实证研究。然而，这些理论在被广泛应用至全球，甚至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传播教科书中的经典原理时，常被忽略了作为前提的地方社会文化背景，呈现“语境真空”的“伪普遍化”面貌。
事实上，从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中对中东多国民众媒介接触的研究，到施拉姆《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全球“地方”的角度其实从未外在于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视野。只不过，作为一门兴起于冷战格局、具有强烈战略色彩的学科，美国传播学和区域研究一样，只是出于美国对外扩张的霸权国家利益需要才对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研究，并没有理解其地方文化的真正兴趣或是对其民族主体性的尊重——毕竟，美国作为“头号国家”是他们眼中世界的中心。因此，美国传播学将地方经验“伪普遍化”的倾向不仅忽视了其他社会的差异性，也掩盖了其理论背后的“中心—边缘”全球结构，全球南方国家的地方性实践被“剥夺”了生产自主理论的潜能，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或被排斥的“例外”。
此外，知识生产的单一化倾向与以西方（美国）为中心的学术霸权，自然也导致国际传播媒体实践在行业层面呈现集中与垄断，在内容层面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模板，推崇普遍性而轻视地方性，在秩序层面维持着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全球南方流动的单向趋势。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在全球文化生产、传播体系中有着强大影响的“媒介首都”（Media Capital），这些城市未必都是发达国家的政治首都，但必然都是权力或资本集中的强大地理中心，在其范围内可以充分调动人力、创意和财政资源品。以美国纽约为例，它不仅是许多全球新闻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也是国际新闻内容的主要来源地，其报道框架往往对全球议程设置产生重要影响。这类作为“中心”的媒介重镇垄断了国际传播资源与注意力，主导了全球信息的生产与流通，作为“地方”的广大欠发达地区不仅被迫“缄默无声”，还需被动接受和消费来自“中心”的信息与媒介产品。因此，无论是从传播研究还是媒体行业的层面，只有当全球的“地方”都被充分纳入传播的视野，并能平等地彰显其主体性，“国际传播”才得以真正“国际化”。
（二）“地方化欧洲”与南方认识论：后殖民批判的视角
上述问题并非传播学科独有，后殖民批判学者从更宏观的历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对全球视野中的“地方”进行了重构。其中，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epesh Chakrabarty）在2000年提出了“地方化欧洲”理念（“Provincializing Europe”，也译为“行省化欧洲”），旨在摒弃经由殖民主义而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将欧洲从居于人类历史中心的位置还原为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众多地方（Place）中的一处，将欧洲的文化价值视为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地方性经验。“欧洲”的想象图景以陈词滥调和简化的形式，深深嵌入社会科学日常思想习惯中，尤其与“政治现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的起源与模板紧密相连。然而，即便是在欧洲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现代性的形成路径也存在显著差异，引入“地方化”或“行省化”的视角，不仅要将欧洲视作人类社会的一个“行省”，而且还要进一步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欧罗巴”分解成为不同的“行省”以考察其地方多样性——这种认识论有助于我们超越任何一种“中心主义”以及化约的方法论民族主义。
葡萄牙社会学家鲍文图拉·德·苏撒·桑托斯基于2001年以来“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实践提出的“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South）在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在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等全球知识霸权中的重要意义。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全球建立过程也是西方知识体系排斥、挤压，甚至消灭世界其他知识体系的过程。在桑托斯看来，这一霸权知识体系构建了一套单一的简约主义认识论，从而导致特定的有关蒙昧与科学、落后与先进、低劣与优等、地方与全球、非生产性与生产性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旨在超越西方霸权知识体系的新型认识论，“南方认识论”倡导由多种知识体系构成的知识生态，包括多维的时间性和历史多向性、多重的主体性与承认、多样的普遍性与愿景以及多元的生产性标准，而多样化的知识体系往往蕴含于全球的“地方”和民族国家内的“地方”。
与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相对应，从2001年开始，世界社会论坛曾先后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印度孟买、马里巴马科等全球南方国家城市举行，将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聚集起来，以期在全球化进程中表达和传播来自全球“地方”的多样化声音，推进一个更加公正、平等与包容的全球发展议程。此外，众多地方性媒体与位居地方的另类媒体也天然具有进行全球传播、表达地方真实声音并彼此联结的动力与潜力。例如，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社区媒体通过讲述当地劳工、原住民的故事，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2002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遭遇短暂颠覆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媒体因受资本控制皆成为反对查韦斯的右翼势力的工具，严重扭曲了真相，唯有地方性的社区媒体突破信息封锁，报道了事件的真实全貌。由此可见，“传播”承载着全球信息流动与知识生产共享的重要功能，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恰恰能给予地方性知识与主体“浮现”的机会与表达的通道，为桑托斯倡导的“出现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mergences）以及“全球社会正义”搭建起实现平台。
（三）地方“风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哲学与文化的视角
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正确认识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地位和意义，还需要在哲学与文化层面克服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误区。赵汀阳在《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个注解》中批判了西方形而上学所构建的“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存在论等级迷思，认为西方哲学将普遍性视为事物的本质，而特殊性则被视为偶然和不完整，地方性知识因而被贬为“次等”知识，其伦理只能是“习俗”，无法成为普遍规范。然而，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往往只是因为已“被成功普遍化了”，这种逻辑本质上等同于“权力即真理”，隐含霸权意味。与此相对，他从中国哲学出发，提出“平等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特殊性是事物的性质，普遍性是方法的性质，二者无高下之分，每个事物都有独特性质与情势，无法一概而论。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地方的特殊性之中，而非生活在抽象的普遍性之中，独特的地方性资源、地方事件与地方主体在国际传播的价值层面并不逊色于国家层面的事件。
孙歌在《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中也探讨了基于“地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她借用日本伦理学家和辻哲郎的“风土”概念，后者强调人类历史与自然风土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就是风土的历史，风土亦是历史的风土”。孙歌进一步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和精神活动都是风土性的”，因而将欧洲和北美的经验作为全球共享的普遍性标准从一开始就应该被否定。基于此，她提出“亚洲原理”，主张真正的普遍性应以“形而下的多样共存”为特征。“亚洲原理”不仅深化了对“亚洲”的理解，也从“精神风土性格”的维度启发我们重新认识那些看似贫瘠、被忽视的地方性区域，同时为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借鉴：在外部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如中国）作为全球“地方性”的组成部分，应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反思“北方理论、南方实践”的既有框架；在内部层面，像中国这样文化多元、历史传统复杂的国家，其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以及不同民族区域之间存在显著文化张力，不应以单一的普遍性叙事掩盖这种多样性，而应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挖掘地方内部与世界普遍性的联系，可以构建新的全球史叙事与全球传播体系，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开启更加多元的对话路径。
（四）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上述不同层面的理论探讨揭示了现有“全球理论”的伪普遍性，更强调了“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由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国际传播学科层面，国际传播在美国兴起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与战略目的，一方面将美国国内的地方经验上升为全球普适的高度，另一方面忽视全球“地方”的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仅将全球南方作为“统治”对象。因此，对当下社会主义国家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要建构有主体性的国际传播学科，应通过对“地方”这一抓手的重新彰显，把国际传播的目标定位于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及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其中也包括面向欧美中心城市精英阶层之外的广大民众的传播），旨在打破隔阂、增进彼此认同与团结。
其次，在国际传播实践层面，一旦我们超越了西方哲学中关于“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认知误区，就能避免关于地方性知识和地方“风土”缺乏“普遍性”、不够“高大上”，不足以“代表国家”的种种认知限制，从而能解放思想，充分调动资源，通过讲好地方故事来讲好国家故事，使国际传播拥有更丰富的呈现内容和更生动的表达形式，在地方叙事的“特殊性”中实现国家叙事的“普遍性”。
最后，在国际传播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层面，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推动了地方性知识在国际层面的表达，是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有力反抗，也为全球知识生态的多元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归根结底，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意味着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为那些长期被主流叙事遮蔽或尚未被调用起来的、生活在不同地方的普通民众提供表达的空间，让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成为讲述国家故事和展示国家形象的主体。这不仅挑战了精英主义主导的国际传播逻辑，还为国际传播注入了认知正义、传播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与当下广受讨论的“南方转向”也有着一体两面的同构关系。
三、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丰富叙事资源
前文从一般性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为什么”要推动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问题，下面将回到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实际，聚焦“传播什么”的内容层面。
当前，我国的地方国际传播实践主要集中于地方文化，但存在内容同质化、历史深度不足、现代化实践表现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广度与深度，亟须挖掘多重资源维度，提升内容表达的多样性与影响力。
（一）历史资源：全球地方的历史性联结
地方历史是国际传播地方性资源中的重要维度，它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跨文化交流与人物故事，展现地方作为全球联结节点的历史价值。2023年和2024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向“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与“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贺信，凸显了这段地方历史的重要国际意义。鼓岭是福州市著名避暑胜地，百年前曾是大批在华外国侨民的消夏目的地。因侨民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互帮互助，鼓岭成为中外文化共享互鉴的典范社区，见证了中国开放包容与民间友好的历史传统。美国物理学家加德纳对其儿时居住过的鼓岭怀念终生，他与家人对鼓岭的情感为中美民间友谊提供了真实、感人的历史叙事与国际传播的切入点。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就曾于欢迎宴会上讲述鼓岭故事，引发中美两国各界强烈反响。
自2015年以来，美国飞虎队中尉穆蔼仁的家族后人穆言灵积极联络鼓岭外侨后裔，创立“鼓岭之友”网站，并联合福州、上海的学术团队，对鼓岭中西方交流史进行抢救性挖掘和系统梳理。他们通过建立外侨影像数据库与“鼓岭家·谱”系统，完善70多个外侨家庭的历史档案，开设鼓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与家族故事展示馆等方式，创新性地呈现了鼓岭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为鼓岭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扎实的内容支撑。在中美关系紧张、国际舆论战激烈、“逆全球化”浪潮盛行的当下，鼓岭的“地方史”成为中美民间友谊的独特见证，展示了地方历史的叙事潜力与传播价值。穆言灵将延续百年的“鼓岭精神”总结为“理解、尊重、和平、友谊和爱”，并指出，像鼓岭这样的地方故事“既是中国故事，也是美国故事，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
在鼓岭之外，中国各地丰富的历史资源——如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网络、港口城市的近代开放史以及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都可作为国际传播的切入点。通过深入挖掘这些地方历史中的跨文化联结与互动故事，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创新表达，可以有效丰富国际传播的内容体系，拓展地方叙事的国际影响力，使地方历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二）文化资源：地方文化与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当前中国的对外传播实践往往聚焦宏大叙事，如政策宣传或重大会议报道，但缺乏具体、生动的传播点。事实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根基是国际传播的资源富矿，而这一富矿正是由各具特色、五彩斑斓的地方文化构成。广为人知的一些标志性“中国文化”符号，如长城、故宫、京剧、青花瓷、大熊猫、火锅等，实际上都源自具体某一地方的自然、建筑、艺术、工艺乃至饮食习俗等。这表明，真正能够打动国际受众的往往是具体而鲜活的地方文化元素，而非抽象的“国家文化”概念。由此启示我们，应更平等地关注中国各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展现立体、多元的中国形象。
笔者在与来自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媒体人交流时，他们常常感叹中国的庞大和多样，对探索中国各地文化怀有浓厚兴趣。例如，智利驻华大使馆的两位青年外交官分别表示：“中国太大了，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片大陆”；“中国的每个省都像一个国家，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去学习了解这里的文化。”一位墨西哥记者在参访敦煌后说道：“虽然以前来过中国，但这是第一次去西部地区，让我多维度地认识中国。中国一个国家就好像一个大陆，东西部很不同，人的长相都很不同。”通过省、市乃至县为单位的地方文化传播，国际受众能从具体的地方故事和文化元素中“感知中国”的切入点，从而拉近与这个“庞大国家”的心理距离，破除对中国陈旧单一的刻板印象或是经由西方媒体所塑造的负面形象。
事实上，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当前国内激活传统文化、振兴乡土文明、开展县域文旅等政策实践相互呼应。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与传扬，一方面增强了当地人民的文化自信、促进文旅经济，另一方面为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资源。当前基于热门文化IP而推出的中国深度游路线就是出色的案例。2024年8月，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国际上爆火，该游戏的36个取景地里，27处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古建筑。山西省文旅厅顺势推出“跟着悟空游山西”主题旅游线路，囊括佛光寺、云冈石窟、悬空寺等取景地，并融入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外国游客在参观过程中，不禁感叹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被中国古代建筑的精湛工艺深深震撼，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喜爱。
更重要的是，地方文化的传播超越了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的同质化逻辑，以及西方“文化研究”框架中对文化的狭隘定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的：“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质，乡土文化的真正内涵在于对资本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的精英主义文化的反抗，它提供了一种在消费主义文化霸权之外重新回答“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生活”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乡土文明还与全球南方各地的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多重共鸣，例如中国的“乡土共同体”村社文化与非洲乌班图（Ubuntu）文明中的社区精神、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与拉美原住民文化中对“Pachamama”（大地母亲）的崇拜等等，均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单一文明之外的多样性地方思想。地方文化因此成为超越地域界限、连接多元文明的重要桥梁，也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三）革命资源：地方红色文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我国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与历史资源，其国际传播自建党之日起就未曾中断，在助力我党展现中国智慧与革命精神、增强中国共产党文化国际影响力与辐射力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而在构建中国革命故事这棵参天大树的过程中，全国性的叙事是躯干，地方性的叙事是枝叶，枝繁叶茂，大树才会充满生机、不可撼动。地方革命历史与红色文化也是开展国际传播、丰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重要资源。
中国革命通过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实现了最终胜利，其中许多重要、艰苦的战斗都发生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井冈山、延安、浙西南等革命根据地的精神故事以及跨越14个省区的伟大“长征精神”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与人民“血肉相连”、逐步成长壮大，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基于档案、口述与实物考证所得的地方革命故事也直观地呈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坚守理想、探索斗争与建设道路的真实故事，其曲折性与感染力丝毫不亚于西方影视产业中的英雄故事，完全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影视改编以及红色旅游路线的创新，面向国际友人展现和传播。
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地方性斗争本质上也是全球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体现了林春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普遍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t Universalism）：一方面基于特定地域的历史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基于共同的政治承诺和社会解放愿景、相互借鉴和平等对话［21］195。例如，古巴、越南等国家的革命斗争都深受中国革命经验的启发，中国的许多革命根据地不仅孕育了红色文化，也成为世界解放斗争的“课堂”，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经常以中国的地方斗争为蓝本，探索自身的革命道路。此外，地方革命文化中也常有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如美国夫妇寒春与阳早在解放战争期间怀揣寻找另类发展模式和另一种生活理想的希望来到中国，从此先后在陕北三县交界处的三边牧场、西安东郊草滩奶牛场、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等地扎根，一生致力于新中国的牛群品质提高和奶牛场机械化改良事业。这些具体的“地方”场所不仅可以作为国内的红色培训教育基地，也是中国革命中国际主义精神事迹的传播载体。
（四）发展资源：“因地制宜”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
当下，红色革命文化的核心价值——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党群关系的鱼水深情等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而中国式现代化在全国各地的实践成就与“因地制宜”的内核，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与时俱进并在全球范围内富有感召力的叙事锚点。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垄断，展现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2］。通过讲述地方性的发展故事，可以更鲜明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性、灵活性与可学性，特别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灵感与实践方案。
与西方现代化强调城市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乡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并正在进行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战略的有效衔接，不仅促进了乡村产业的现代化进程，还兼顾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给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带去了启发与鼓舞。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更依赖于地方性的发展叙事与具体案例的展示。例如，2021年香港TVB制作的系列纪录片《无穷之路》聚焦全国10个曾经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故事，在香港、内地及国际上广受好评。该片以呈现地方发展的今昔对比为特色，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通过镜头记录主持人爬上悬崖村2556级天梯、通过溜索滑越汹涌怒江等场景，不仅让观众受到震撼的视觉冲击，更直观展现了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与巨大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域间协作机制的成功实践。在许多国家，内陆地区的发展常常被遗忘，但中国东西部地区间的协作机制以及浙江等地内部的“山海协作”机制，都通过政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共享，显著缩小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电视剧《山海情》取材于“闽宁镇”的真实故事，讲述了宁夏西海固人民在国家扶贫政策引导及福建省对口帮扶下，从贫瘠“干沙滩”走向富裕“金沙滩”的艰辛历程。这部剧作以20多种语言版本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热播，但它的制作却充满地方色彩，不仅由宁夏、福建两地党委宣传部、广电局等联合摄制，扎根实地采风和取景，还起用大量西北演员，使用西北方言拍摄，成功刻画了多个扶贫干部的鲜活形象。类似的“山海情”故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更多，有待各地进一步加强联合挖掘与整理，将其转化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传播资源，并为其他国家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提供有益借鉴。
地方性的故事不仅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实践，更揭示了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内核：因地制宜。这一方法论的普遍性，使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最可学、最具借鉴意义的部分——这也正是赵汀阳意义上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生动体现。在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直接套用西方城市化和工业化路径往往因水土不服而失败，而中国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并非单一的路径，只有立足地方特色和条件，充分尊重并创造性地转化当地乡土社会文化，才能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其中，全中国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义乌的“小商品全球化”模式，皆是极为丰富的国际传播资源。以地方故事为切入点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更有效地增强全球受众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与认同。
（五）情感资源：人民主体的日常交往
在挖掘地方的历史、文化、革命和发展资源时，情感资源的全球联结潜力不容忽视。最能跨越国界与文化隔阂的往往是地方性故事中基于人民主体的交往与联结，蕴含着构建全球南方认知与情感共同体的可能。
作为全球的“地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天然的反帝反殖历史共鸣，也书写了互帮互助的动人篇章。自1963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3万余人次，其中大部分是以“一个省对接一个国家”来组织的长期支援模式，例如江苏省已向桑给巴尔派遣32期医疗队，湖北省也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28批医疗队。这些来自中国地方卫生系统的医务工作者们，不仅为派驻当地提供医疗救助和技术培训，还在日常交往中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各省（区、市）可以深入挖掘这些鲜活的个人故事，展现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真诚友谊和情感纽带。
当下，地方性的发展叙事既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人民的共同诉求，也与发达国家内部边缘地区人民的情感表达产生共鸣。例如，“圣地亚哥不是智利”（Santiago no es Chile）这一谚语生动揭示了智利内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反映了智利北部、南部等地区人民认为“首都无法代表我们”的强烈心声。而笔者2016年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举行“文化、传播与全球南方”国际暑期班和乡村调研时，就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白人学生发出感叹：“如果特朗普政权也能像（缙云的）双溪口村一样，振兴美国的乡村，该多好啊！”中国城乡融合、区域协同的发展故事，能够成为国际传播中激发国际民众情感认同的重要资源。
最后，人民之间朴素的交往常常超越宏大叙事和理论说教，成为最打动人心的交流方式。“外交”并非限于高层会议或外交场合，有时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互动。例如，在义乌的鸡鸣山社区，因跨国商贸吸引而来的近70个国家的外籍居民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在共同参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共建了这个独具特色的国际社区。而随着“China Travel”热潮的兴起，广大外国游客在中国各地普通百姓身上感受到的热情欢迎也成为他们印象深刻的体验。同样，来自地方“草根”的人民群众走上国际舞台讲述亲身经历，也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2024年11月18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浙江省绍兴市农民黄天明分享了他和村民共同守护上千岁的古香榧树群、保护生态环境并拓展香榧产业链的故事，打动了国际观众，也将当地政府保护古树名木的创新实践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传向了国际社会。
四、基于“县域+国别”双向互动的国际传播实践创新案例
基于对国际传播中历史、文化、革命、发展与情感等维度的地方性资源的探讨，笔者将结合2023年津巴布韦学者赴浙江缙云调研与2024年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两次活动的参与式行动研究组织经验与田野观察，进一步分析地方性资源如何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得到集中应用与深化，同时探索如何提升“请进来”与“走出去”活动实际效果的经验。“缙云—津巴布韦”的案例探索了一种“县域+国别”双向互动的国际传播创新模式，在传播尺度的跨越中，不仅充分调用了一县之内的丰富资源，更直接抵达了万里之外的受众，产生了明显的传播效能。
（一）“精耕细作”的县域跨文化之旅
2021年，中央赋予浙江省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使命。作为浙江“山区二十六县”之一的缙云县是一个特殊又普遍的中国县域，其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是中国农耕文明与现代化发展相结合的生动缩影。自2014年起，笔者所在的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就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交流模式，积极推动基于乡村和县域的对外传播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致力于通过讲好乡村和地方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研究院发展出“从乡土中国认知中华文明、从乡村视角理解中国革命、从微观层面感知宏观气象、从日常生活体验中国发展”的工作理念，围绕基于地方知识体系和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2022年1月，缙云县被正式授予“省级国际人文交流基地”称号，在此基础上，缙云县于2022年4月正式成立了缙云县国际人文交流中心（此机构作为缙云县委、县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与缙云县黄帝文化发展中心合署办公），走在了地方探索国际传播工作的前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缙云—津巴布韦”双向传播案例得以展开，成为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一个实践样本。
“双向奔赴”的第一步是“请进来”。2023年8月，10位来自津巴布韦的学者和记者受河阳乡村研究院之邀来到缙云，与中国青年学者结对调研，开启了缙云—津巴布韦“双向奔赴”的第一环。活动以“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为主旨，通过为期一周的沉浸式乡村调研与跨文化对话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密码及其跨文化传播路径。调研行程围绕传统文化、乡村工业与共同富裕、“两山”理论、和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与文化等五个主题展开，具体内容涉及黄帝文化、婺剧传承发展、打岩产业与岩宕保护、河阳古民居文旅建设、壶镇乡村在地工业化模式、缙云烧饼富民产业、村集体经济与基层党组织、村BA公共文化生活、乡村集市与特色民俗产业、革命遗址与红色文化纪念馆等。调研过程中，学者们白天认真记录观察与思考，晚间则分组深度讨论，强调“精耕细作”的调研模式，注重新知识的生产，而非“赶鸭子”式的打卡参观。回国后，每位学者都按项目要求撰写了长篇文章总结调研思考，并在当地学术研讨会中分享缙云经验，相关文集也正在汇编出版。前往中国调研的机会对许多非洲学者而言弥足珍贵，他们对中国的具体发展实践兴趣浓厚，“像海绵一样吸收”所见所闻。正如津巴布韦籍的浙江大学博士生米莱所认为的，相比北上广一线城市以及浙江省内杭州等更发达的县市，缙云这个山区县的经验更能供津巴布韦参考、借鉴。此外，缙云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城乡发展模式所勾勒出的具体的中国图景为津巴布韦学者描绘出具体深刻的中国印象。他们还找到了缙云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多重相似之处：缙云是“石头文化”悠久的“石头城”，而津巴布韦国名在绍纳语中的意思即为“大石头房子”，两地也都有石雕等传统工艺品；缙云有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黄帝文化传承，而津巴布韦拥有象征南部非洲文明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对黄帝的祭祀也与津巴布韦的祖先崇敬及宗教观念产生了共通性，有津巴布韦学者表示，一些津巴布韦人甚至“白天信基督教，晚上偷偷信仰民族传统宗教”。此外，缙云的中医文化与津巴布韦传统医学、缙云地方戏剧与津巴布韦传统歌舞仪式等都形成了遥远的文化联结，而革命历史、土地问题、生态问题等重要议题，也极易唤起津巴布韦学者的共鸣。在参观一处乡村革命纪念馆时，几位津巴布韦学者很自然地拿起了作为陈列品的枪支模型，钻进了模拟游击战斗的“猫耳洞”，但同行的一位北美学者却在此场景下表现出了明显不适与恐惧，显然无法共享中津学者所熟悉的农村革命语境。在国际传播中，不仅中国常常被宏观化地描述，非洲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整体，一片国家与民族众多的大陆和同样文化多样的大国之间，较难描绘其具体的相似性。但聚焦一个省、一个市乃至一个县与特定非洲国家或城市的开展交流，如缙云和津巴布韦之间，就浮现了众多基于地方特色的共鸣，不仅拉近了两地的文化与情感距离，也为中非跨文化对话与合作提供了独特的叙事资源。
（二）国际舞台上多维度的县域故事
“双向奔赴”的第二步，是让缙云走向非洲。2024年7月，在笔者及相关团队人员的策划与组织下，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暨“乡村发展合作与中津文明互鉴”学术周在津巴布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和津巴布韦的百余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社会活动家参与。其中，缙云的发展故事及理论阐发仍是论坛的核心案例与研讨基础。那么，围绕缙云这一县域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多维度讲述的？
首先，笔者之一的赵月枝作了以《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赋能与农村发展：中国经验》为题的主旨演讲，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乡村定位与全球南方视域下的中国道路为切入口，结合缙云县内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实践，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吃什么”“发展什么产业”“建设出什么样的新农村”等接地气的问题逐步深入，以影像资料展示真实生动的县域发展变化图景。笔者具体讲述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自信与文化认同的重塑、“缙云烧饼”中关于地方产业发展的四大要素、以“缙云菜干”为例的传统食品现代化、以“缙云黄茶”为例的新产业培育和以笕川村为例的乡村振兴模式五方面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强调需要重视每个国家与村庄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论坛还特别邀请了缙云的两位基层代表现身说法。一位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缙云县五羊湾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春萌，她讲述了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亲身经历；另一位是缙云县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分享了文化赋能乡村建设的具体做法。此外，四位曾于2023年赴缙云调研的津巴布韦学者从革命历史、生态环境、基层治理、旅游产业等角度分享了缙云经验，并将他们对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总结延展到对津巴布韦发展道路的适用性主题上。例如，津巴布韦大学经济史系教授Takesure Taringana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在当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与基层社会组织动员中的传承与转化应用，提出津巴布韦也应将革命传统作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支点；津巴布韦大学讲师Achieford Mhondera从中国的“两山”理论和更广泛的生态文明话语中受到启发，对津巴布韦的“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进行了开拓性思考。通过上述自我与他者、宏观与微观的视角以及不同领域的切入点，“缙云经验”得到了全方位的集中展现，不仅使津巴布韦观众能从一个县域直观地认识中国，而且能从本国学者的分析中体认异国经验的本国相关性。
在2023年的缙云调研中，曾有津巴布韦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第一印象，因而认为“两山”理论等生态理念无法适用于津巴布韦这样尚未解决许多贫困村庄通电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说法就会导向“中国经验无法学”的判断，并否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感召力与引领性。同时，这也与美国致力于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的叙事部分重合——此举作为“中国威胁论”的变体，无疑是想要剥夺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受的优待，让其承担更高的国际责任，并且破坏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尤为重要，因其能够展现中国内部尚且不同步、多样化的发展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并未达到“发达国家/地区”的衡量指标。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的静态观点本身就值得质疑，其掩盖了发达国家“何以发达”的对内对外剥削历程。而聚焦一个具体中国县域的地方故事，更能从“历时性”（Diachronic）的动态视角，完整直观地展现中国乡村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间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真正促进国家间发展经验的互学互鉴。这些乡村原本的面貌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彼时甚至当前的发展基础是相似的，更不用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程度甚至低于津巴布韦等一些非洲国家和阿根廷等许多拉美国家。中国乡村振兴的今昔对比表明中国是一个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榜样。哪怕某一条具体的中国经验不一定可学，但“因地制宜”的原则与内核一定是可学的。正如一位津巴布韦学者在2023年缙云调研总结会上提出的：“津巴布韦也要走出自己的津巴布韦式现代化道路”。
（三）从地方性知识到全球南方认知与情感共同体的建设潜能
中津学者共同调研交流的国际传播模式展示了从地方性知识到全球南方共同体知识生产的转化潜力。这一过程具体如何发生？以下将通过2023年缙云调研中的若干互动案例加以阐述。在经济与生态层面，围绕“两山”理论，处于同一小组的津巴布韦大学讲师Achieford、Collins等与清华大学硕士生陈斯达等展开激烈讨论。津巴布韦学者在与中国学者的互动以及缙云实地调研中，从零开始逐步对“两山”理论有了深刻认识，并且更加坚信发展中国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然而，津方学者也基于中国企业在非洲当地的矿产开发而提问：“‘两山’理论是否正在其他国家得到了有效实践？中国是否真正关心其他国家的环境福祉？”这些问题虽然尖锐，却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学者之间真诚友好的互相挑战和监督，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完善“全球的两山理论”，并将国内的生态治理经验推广到国际舞台，为全球气候行动作出贡献。在革命与政治层面，津巴布韦大学学者Takesure不仅对中国与津巴布韦的革命、土改历史进行比较，对群众路线等中国革命核心精神有深刻的理解，而且作为中国革命的旁观者，甚至比中国学者有更敏锐的认识。例如，他指出：“中国人总是非常谨慎地防止他们的成果被资本家攫取。”这一基于乡村集体经济和缙云烧饼公共品牌建设等的观察，既点明了中国乡村振兴背后关键的基层治理经验，也表达了津巴布韦人民在后殖民时代与跨国资本打交道过程中遭受惨痛后果而生长出来的深刻警醒。而Achieford与陈斯达在对缙云基层村党支部书记的共同探讨中也总结出了共产党人的“先锋”（Pioneer）作用，并延伸认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模范，但从不将自身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这种做法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能够得到认可。
上述对话与思想共鸣，只有在中国基层地方的独特语境中才可能生成。一线大城市早已高度现代化，其文化多被全球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同质化，政治治理因科层制的严密而较难直观展现党群联结的深度。而在中国的基层场域中，南方认识论视域下的地方性多重知识体系得以生动呈现。在缙云—津巴布韦双向互动的案例中，全球南方学者超越了西方主导的标准与偏见，直面桑托斯提出的“缺席的社会学”，在互相启发中共同生产新知识。对非洲学者及民众来说，中国基层的具体经验长期被国际学术界和媒介体系所遮蔽，但此次调研打开了认知的窗口；反过来，津巴布韦的革命历史、文旅建设与乡村发展等议题，同样被西方理论所忽视，也鲜为中国学者所关注。这种互补性使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全球理论、地方实践”模式得以被重新审视和超越，推动了向多元现代化的“地方知识，全球实践”的转型。
除了认知共同体的潜力，全球南方人民之间构建情感共同体的潜力同样值得关注。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能够激发情感联结，正是因为它与具体的人和地方产生了关联。一方面，对那些曾亲身到访缙云的学者而言，他们在朝夕相处中与中国学者建立了亲密友谊，而一位位精神昂扬的村党支部书记和热情好客、亲自种植绿色蔬菜的民宿女主人，都给他们留下了中国人民友好、积极向上的印象，即便是随机遇到的普通农民，也都以开放友善的态度对待黑皮肤的“非洲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在哈拉雷论坛上，像李春萌这样的草根农民直接站上舞台分享“致富经”，并提出可以根据当地作物特点教津巴布韦妇女做玉米饼、洗红薯粉，这也让台下观众感到震撼且亲切——不仅遇到了一个“接地气”的中国农民，还为他们树立了可模仿的具体榜样。而津巴布韦妇女事务、社区、中小型企业发展部长莫妮卡·穆茨万格瓦在听毕缙云的振兴历程后深受触动，甚至即兴延长了她自己的发言。她表示：“那些离开乡村的中国年轻人竟然愿意返乡工作生活，我感到非常震惊，希望有一天津巴布韦也可以做到这样。”
（四）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与“尺度跳跃”方法论
最后，在方法策略的层面，缙云—津巴布韦的案例还提供了一种“尺度跳跃”（Scale Jumping）的大胆想象。“尺度”概念源自人文地理学的尺度政治理论，近年来也在媒介地理学中得到一定讨论。如邵培仁等曾基于“新世界主义”提出一种新的媒介尺度关系：“拆除本土性包含于全球性的同心圆构造，降除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尖锐对立维度，视两者为相互交叉的次级尺度”。在缙云—津巴布韦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一个县域的叙事直接跳跃至国别对话的高度，成功建构起地方与国家间的“尺度跳跃”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国际传播中由主流媒体和精英主体主导的单向传播格局，代之以多样化基层主体（如农民、村支书）的直接表达和地方叙事的多维展示。而在哈拉雷论坛上，从笔者框架性的主旨演讲到不同主体聚焦的不同侧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县域叙事”体系，既体现地方文化、生态、产业和治理等多元视角，又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景图，达成了“以小见大”和见微知著的传播目标。
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地方主体的多元化，更在于通过微观叙事传达国家理念。这种模式有效整合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叙事和自下而上的地方表达，强调地方与国家的有机联结，进而形成多层次的传播体系。中国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并不简单等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全球传播”视域下的去中心化、模糊国家边界甚至“去国家化”的多元主体传播模式。相反，具有“地方转向”视野的国际传播仍然以国家叙事为内核，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使命，通过地方资源与地方主体的丰富面向，呈现多元、立体、生动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缙云—津巴布韦案例是推动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有效尝试，通过“双向奔赴”的长期性、聚焦性和互动性，为全球南方的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参考范式。
五、深化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路径建议
最后，结合理论探讨、资源分析与实践启示，本部分将从机制建设、人才培养和内容创新等方面入手，为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落地与深化提供具体的操作性建议。
（一）构建民间外交平台，探索中国版“世界社会论坛”
与国家层面的外交相比，基于社会组织的民间外交也是地方性的。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由中津交流中心与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联合举办，同时得到了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其成功尝试启示我们应积极打造更多民间性、地方性的国际交流平台，融合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政产学研联合传播的跨界合作模式，充分调动具体的地方资源，避免宏大叙事的抽象化倾向，为国际传播注入活力。在此过程中，致力于探索中国版的“世界社会论坛”，团结全球南方及北方国家的进步人士、社会组织，分享南方认识论视角下被遮蔽的地方知识体系。与“世界社会论坛”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不同，中国版的“世界社会论坛”承认当前民族国家秩序的必要性，也提倡“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因而更强调国家主体与地方主体的融合互动，为构建全球南方认知与情感共同体搭建平台。
（二）发挥友好城市机制优势，深化地方间合作与传播
友好城市（Twin Cities）机制是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全球地方间合作的关键纽带。2024年11月18—19日，以“共享共赢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自1973年缔结首对中外友好城市（中国天津与日本神户）以来，中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543个城市，与147个国家的602个省州及1871个城市建立了3054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这些友城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积累了丰富实践。对于一些地方自治权较大的国家，如阿根廷，地方政府在国际合作中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这为中国地方开展友城合作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未来，可以围绕友城合作继续深化国际传播：一方面，基于友城的双向互动机制，举办高质量的地方文化艺术演出、经贸交流会以及深度研学活动，促进两地民心相通；另一方面，促进友城媒体合作，创新融媒体传播形式，例如《中国日报》发起的“双城记”系列报道，挖掘友城背后的真实人物与故事，增强传播的吸引力和情感共鸣。
（三）加强华人侨团网络建设，推动地方文化海外传播
中国社会传统的亲缘观念和乡土情结是联结地方特色进行国际传播的精神动力。在华侨华人较为集中的非洲和拉美国家，侨领通常与所在地区的地方商会有着密切联系，而侨团组织与商会则是海外中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与资助方。这些组织不仅协助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构建海外经济合作网络，还积极传播地方文化，增进当地民众对中国地方的认知与了解，为地方性国际传播提供了天然的社会基础。通过加强与海外侨领的联系，进一步完善侨团网络建设，并推动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可以构建“以点带面”的地方文化传播模式，将中国丰富多样的地方故事传播到更广泛的国际受众中。同时，这些兼具能力与情怀的华侨华人个体作为文化传播的桥梁，能够有效促进中外地方间的多层次、多维度合作，为地方文化的全球传播开辟新路径。
（四）立足地方实践，构建知华友华人才的长期培养机制
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离不开兼具地方认知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支持。在此背景下，除了对地方宣传部门和媒体人的国际化培训外，以长期主义为导向，培养熟悉中国地方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知华友华外籍人士成为重要路径之一。以浙江大学津巴布韦籍博士研究生米莱为例，他不仅精通中文，还在来华的8年间深入浙江各地乡村调研发展模式，在硕士论文中探讨了适应性地方政府与缙云富民产业之间的有机互动。同时，他还受邀担任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特约主播和缙云县国际文化传播大使，其经历展现了地方实践与国际传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路径的可行性。
为深化这一机制，一方面，应加大对现有在华外籍群体的引导与培养力度，将资源延伸至地方高校和基层机构，而不仅局限于大城市和头部高校。通过支持使馆官员、留学生、学者、驻华媒体人和自媒体博主等深入地方实践，能够更好地推动地方故事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应推动来华研学项目的深度化与地方化转型，例如通过任务导向明确问题意识、严格筛选参与者、设计“精耕细作”式的实地考察环节、匹配中方同伴结对研讨、构建完善的追踪与支持机制等。在此基础上，通过纪录片制作、文集出版、学术研讨会等形式转化实践成果，进一步提升海外传播的长期效果，并鼓励培养对象成为持续促进中外交流的民间大使。
（五）聚焦全球南方发展需求，拓展国际传播内容体系
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需要更贴近全球南方普通民众的日常需求，将传播内容从宏大叙事或娱乐化表达，转向更关注发展与民生议题，将文明互鉴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当前，中国对非洲的传播内容主要集中于宏观政治经济合作与中国影视剧两大领域。然而，前者由于主题过于宏大而显得单调，后者则难以与非洲农村地区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现实建立有效联系。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并系统梳理源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地方性知识，制作和传播聚焦农业技能、食品制作工艺、生态保护措施、村庄治理经验等题材的节目，丰富并拓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内容。例如，在抖音平台拥有近1500万粉丝的非洲“洋媳妇”Rose便是这一传播方向的生动实践。她与中国丈夫共同生活在浙江遂昌县农村，通过短视频记录种地、制作农家菜等日常生活场景，而在回乌干达探望家人时，她与丈夫一起为父母建造了一座中式灶台，将中国农耕经验带回非洲，直接改善了家人的生活条件。
（六）激发基层代表传播潜力，助力地方声音走向国际舞台
让地方基层代表走上国际舞台，通过个人化的故事生动展现中国经验，是推动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关键路径之一。例如，2023年6月27日，浙江省缙云县联丰村党总支书记楼干强作为全国唯一的村支书代表，出席了在广西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他在会上分享了联丰村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千万工程”引领下，从“脏乱差”到“绿富美”蜕变的实践经验，赢得了与会东盟国家代表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这一案例再次表明，除了让高级官员和学者专家在国际场合发声，更要为基层代表创造更多机会，使他们能够讲述真实、生动的地方故事，以贴近生活的视角展现中国发展的细腻纹理。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应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联动机制，充分调动省、市、县各级资源，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合力。通过激发基层代表的传播潜力，不仅能够更好地传递地方声音，更能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
六、结论：走向“人民主体”与“央地联动”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中的“地方转向”强调地方多元传播主体与内容，尽管在形式上与“全球传播”概念有所呼应，但本文的重点在于，即使在“国际传播”的框架内，依然应重视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在此要指出一个根本问题，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主体的不同代表性。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国际传播的国家主体往往与普通公民（或网民）的主体相对立，或至少存在脱离，因而互联网时代的“全球传播”概念被视为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和意识形态宣传属性且更具全球底层关切的进步方向。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语境下，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基于民族国家秩序的世界体系中，无法避免国家间的外交与斗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与人民、党与人民具有高度统一性。在这一背景下，充满地方关切、发扬人民主体声音的国际传播不仅是可能的，且应当如此。人民的声音既可以是个体的表达，也可以代表国家意志；国家的传播可以既通过中央权威的渠道，也同时反映地方的呼声——体现出国家和人民、中央与地方在国际传播中的同频共振。
因此，“具体生动”“因地制宜”“人民主体”“央地联动”是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四个关键词。通过民间论坛、友城合作、侨团网络、人才培养、内容拓展和基层代表等多元传播路径，中央与地方能够形成合力，构建更为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传播体系。在此过程中，地方宣传部门与媒体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武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全球视野、国家高度、地方资源与人民立场相结合，才能在正确方向上更有效力地开展国际传播工作。与此同时，从事国际传播研究的学者也要完成自我的“地方转向”，深入基层田野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切实可行的智慧与实践。
作者：赵月枝 王欣钰（赵月枝系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王欣钰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