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传播生态正在经历技术迭代与权力重构的双重变革，中国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式微意味着新形势的出现，也将战略传播体系建构带入了新的坐标系。本文立足数字文明时代技术可供性与国际秩序转型的叠加效应，以及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的范式革新，剖析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挑战与路径。研究发现，当前国际传播面临西方话语陷阱、跨文化认知极化、算法偏见与数据主权冲突等复合型挑战，建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亟需突破对传统路径的依赖。本文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创新为核心，通过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协同策略实现文化敏感性提升与情感规则适配，构建智能驱动与数据安全平衡的框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内核，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自主的辩证统一，既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传播霸权提供实践方案，也为数字时代全球文明互鉴与治理范式转型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窗口期。与此同时，国际权力格局多极化演进加速，文明对话范式面临技术革命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兼具文明古国基因与数字技术先发优势的大国，既面临技术赋能的时代机遇，更遭遇数字霸权压制、文化折扣加剧、认知偏差固化等复合型挑战。如何突破既有国际传播格局的路径依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已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课题。本文立足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的范式革新，为建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路径参照。
一、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支点，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既源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大国博弈，也根植于数字技术对传统传播范式的颠覆性冲击。唯有通过系统性、前瞻性的体系重构，才能实现价值共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坚实的国际舆论基础。
(一) 新形势的内涵
2025年是中国元素在科技与文化双重维度上实现“破圈”的标志性一年：DeepSeek登顶美国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用户规模7天破亿;《哪吒之魔童闹海》打入全球影史票房前五。这些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的加速崛起，也意味着新形势的到来。全球传播格局正经历着技术革命、权力转移与文明范式转型的深度耦合，数字文明时代传播技术可供性与国际关系结构性调整相互作用塑造了新的传播生态。
政治维度上，国际传播已成为权力结构变化和多极化进程中的新博弈场;技术维度上，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构了全球信息从生产到传播再到消费的全链条;文化维度上，文明对话范式面临“破”与“立”的关键历史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平等对话和文明互鉴观点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出了深远的前瞻性。这种新形势催生了传播研究的范式革新需求，我国亟需在新形势下重建传播话语的合法性基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二) 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
1. 技术变革背景下的必然要求
人工智能进入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设布局是历史必然。从传播学理论视角看，AI不仅是技术工具，也作为主体参与了全球的传播生态并重构了社会关系，对人类的沟通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不可逆的改变。当前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呈现出低成本实现技术突破、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应用场景不断深化等特征，AIGC成为了内容生产的最新形态，技术赋权也为多元化的全球传播视角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技术依赖导致的情感疏离、技术赋权带来的深度伪造导致信息真伪更加难以分辨，信息过滤的难度陡增，受众对真实信息的传播出现了信任危机。因此，技术变革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出了必然要求。
2. 适应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现实需要
当前国际权力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权弱化已成明显趋势，区域性力量崛起带来的多极化加速成为国际权力结构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其带来的软硬实力交织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现象也对全球治理体系重塑提出了要求。《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国际秩序正从单极向多极过渡，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形成了新的两极格局，而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作为崛起中的区域性力量，正在推动多极化进程。同时，区域性综合实力崛起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对文化主权、文化认同的重视，对我国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新要求。由于信息在国际博弈战略资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传播逐渐成为权力博弈的新战场，因而通过建构科学的战略传播体系，解决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和文化隔阂带来的地缘冲突，成为了现实需要。
3.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系统性要求
在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文明冲突论”凭借为霸权服务的本质成为了西方现代文明观中理解全球文明的主要观点和范式。随着全球权力结构和国际格局的不断变化，“文明冲突论”的二元对立、“文化决定论”等理论局限性，体现出其作为霸权的理论武器和西方霸权意识形态表达的本质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全球战略目标调整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中国战略传播思想的核心内涵。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新形势下必须追求文明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文明观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对新形势下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回应。因此，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需要，对建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出了要求。
(三) 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迫切性
1. 应对技术异化风险的迫切需要
生成式AI带来传播效率革命的同时也必然导致技术的异化。目前，深度伪造消解真相生产、算法茧房加剧文化割裂、数据殖民威胁文化主权三大技术异化风险对全球信息传播造成危害，也对建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出了迫切需要。深度伪造技术能够以极低成本生成难以肉眼识别的虚假内容，突破了传统虚假信息生产的技术门槛与时间成本的双重限制，导致公共事件中的反转新闻频发，引发国际舆论混战。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信息隔离会在算法茧房的作用下加剧，从而导致跨文化认知极化。此外，技术鸿沟导致的数据控制权不平衡，也会产生威胁文化主权的现象。例如，Google的搜索算法权重设置中，英语内容的自然排名优势是中文的5.7倍，这变相强化了西方文化的霸权。鉴于此，我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以抵抗技术异化带来的风险。
2. 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要
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与现有国际传播能力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迫切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在国际权力结构上，国际社会对多极化的理性认知与焦虑并存，西方舆论担忧新兴大国崛起引发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对立。我国在国际热点事件中的发声常面临“卡嗓子”的困境。然而，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历史阶段，国际舆论环境将更加复杂。在新形势下建构战略传播体系，能够将经济硬实力转化为话语软实力，通过对外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突破话语陷阱，形成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舆论影响力，建构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战略传播体系，把国家发展优势转变为国际传播优势，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二、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构的挑战
(一) 国际舆论的话语陷阱挑战
由于新形势下国际舆论场“西强东弱”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西方通过威胁叙事的预设将中国的发展实践泛政治化，给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造成了话语陷阱。这种叙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权的压制逻辑。西方话语体系的认知偏差与误读导致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表达空间被不断挤压，处境被动。
(二) 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挑战
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区域性力量在增加的同时，文化主权也日益得到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对信息的解码方式差异显著，西方受众更重视个体主义，而中华文化强调集体和谐，若传播策略未能精准适配，容易引发文化折扣和全球性叙事的误读。另外，随着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国际传播格局，情感规则逐渐成为塑造国际话语权、构建国家形象的核心变量，传统以理性逻辑为主导的战略传播模式面临重构需求。传播链条在文化主权、AI技术、情感因素等多种要素交织影响下发生了复杂的新变化，也造成了跨文化传播在新形势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三) 传播技术的适应性挑战
算法推荐、深度伪造和AIGC使信息传播的“后真相”“碎片化”特征更加显著，技术驱动的传播生态重构和算法偏见造成的信息茧房效应和虚假信息泛滥加剧了国际舆论场的混沌性。建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需依赖AI技术处理海量跨国数据以实现精准传播，因而也面临着传播技术适应性方面的挑战。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隐私法规差异显著。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收集海外用户数据时可能面临违规风险。这正是技术驱动的传播效率提升与数据主权、隐私保护之间的全球治理鸿沟带来的新挑战。
另外，技术的工具属性带来的文化中立假象也容易让人忽视文化的复杂性实际。AI技术虽能通过特定推送增强跨文化传播效果，但其底层算法很容易受训练数据影响，从而产生算法偏见。很多基于西方主导的社交媒体数据生成内容的AI工具强化了“西方中心”的叙事逻辑，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表达。平台世界主义之下的国际传播过度追求算法精准度，忽视了内容的情感深度与文化适配性，产生了技术依赖导致的情感疏离现象。AI生成的传播内容也很容易导致文化误读的现象产生，这种误读在后真相的今天更不利于信任机制的建立，增加了跨文化传播实践的难度。“真相赤字”的顽疾之下是中国国家形象被不断扭曲、传播效能日益提升与传播生态不断熵增的悖论。以上这些传播技术适应性挑战都对战略传播体系建构在AI技术使用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路径
面对新形势对我国战略传播带来的诸多挑战，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应当做出更加具体、全面、有针对性的调整，以应对新形势的挑战。
(一)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在新形势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应对国际舆论话语陷阱、推动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经济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应当注重将制度合法性与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模式的国际阐释。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跨文化合作项目，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等经济实践，以经济互联为纽带，推动技术标准、治理模式与价值观的互鉴，试图形成“去中心化”的文明交往网络，取代“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惯性思维。这种推动话语体系建构的经济实践经验应当拓展到数字经济领域，将移动支付等技术创新纳入数字文明的元叙事框架，强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动态互构，与西方技术霸权话语形成鲜明区别。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全球经济波动时，应当强调发展安全共同体的新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呼应。
文化维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文明观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的平等对话理念，立足全人类福祉，提出一种“互构-共生”的文明关系论，强调文明的动态互构性与依存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表达，保留核心价值内核而更新表达形式，形成抵抗文化同质化的“软边界”。治理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话语应当在坚持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将政党、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制度实践转化为具有全球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增强国际认同。新形势下在数字治理领域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技术伦理观，也有利于应对西方“数据殖民主义”“数字人权”话语可能带来的污名化。
(二) 实现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有机协同
本土化与全球化协同是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在新形势下的核心实践范式，应通过把握动态的文化转译和精准传播实现地方性叙事与全球性议题的互构性整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方法论。这种协同策略突破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单向传播逻辑，实现了“地方经验全球化”与“全球议题在地化”的有机统一，是应对新形势下跨文化传播复杂性挑战的有效路径。
1. 本土化策略：提升战略传播的文化敏感性
提升文化敏感性的核心在于对目标受众进行深度理解。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不同国家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维度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度。针对集体主义文化群体，传播内容应强调集体行动与社会责任;对个人主义文化群体，则侧重个体能力提升与正面激励。区域国别研究是战略传播中实现文化适配的基础。新形势下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应当结合“一国一策”“一地一策”原则，针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制定差异化战略传播策略。如对西方受众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修养与和谐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共同发展经验。
具体到精准传播的传播实践，在表层结构上应该通过语言、符号、视觉等显性元素降低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实现文化符号的跨语境转化;在深层结构上需融入目标文化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针对不同的海外市场完善受众画像刻画，建立面向不同文化群体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便于及时调整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方向，提高文化敏感性。例如，科幻题材是全球共通的兴趣点，奈飞对《三体》改编抓住了全球观众科幻题材的兴趣，这也为中国影视作品提供了市场切入点。对于近几年在海外走红的中华文化IP，国内媒体和智库也应该进行传播效果评估，适时调整同一IP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策略。例如，针对喜爱科幻、悬疑、历史题材的西班牙，可以更多传播相关的文化内容和文艺作品，增强跨文化交流。
2. 全球化策略：增强战略传播的情感共鸣
人类共同的情感作为战略传播的驱动机制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正经历“情感转向”，建构主义认为情感是社会化的习得结果。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情感表达与接收规范也被称为“情感规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感规则决定了共情的限度和可能性，战略传播中的情感规则体现为“情感适配”与“情感干预”的双向互动。因此，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应该挖掘和提炼中华文化中所重视的世界共同的情感元素，如家庭观念、奋斗精神等，提高国际传播中的共情能力和文化共性，同时思考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平衡“情感适配”与“价值坚守”，明确在新形势下，共情传播是破解跨文化传播文化折扣困境、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能力在于创造并相信虚构的“故事”，如宗教、法律、货币等。正是这些故事将个体联结成群体，形成超越客观现实与主观感受的“主体间现实”。因此，善用故事，同时在传播内容上重视情感化叙事，在新形势下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韩国BTS偶像团体在2021年联合国大会SDG Moment活动上的演讲，聚焦疫情时代下的青年困境与希望传递，提出“欢迎的一代”(Welcome Generation)概念，反对将年轻人称为“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强调年轻人正在以创新方式应对挑战，并呼吁社会以开放心态接纳变化。他们在联合国会场及户外表演单曲的MV在优兔上线5小时内观看量突破600万人次，成功建构了“文化外交的K-Pop范式”。
(三) 实现智能驱动与数据安全的平衡
AI已经覆盖战略传播的全链条：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可以快速生成受众动态画像，实时反馈优化传播路径，识别不同群体的兴趣、行为特征及文化偏好，实现对受众行为的动态建模与精准画像，从而制定精准传播策略，提升信息触达率;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智能写作工具可快速生成多语种新闻稿件，显著降低内容生产成本。例如，《智能媒体发展报告(2023)》提到，基于深度学习的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S)，实现斯瓦希里语等小语种主播的实时生成，口型误差率控制在0.3秒以内。这种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速度上，更在于对传播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传播效率与精准度得到大幅提升，传播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里程碑式的创新。
AI技术已然成为许多国际事件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乌克兰危机以来，俄乌双方在社交媒体上实时发布战场相关的碎片化信息，借助算法之力向目标群体进行精准推送，以争夺国际舆论主导权;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西方国家以此为契机利用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强大的信息影响力，选民的认知框架也在无形之中被虚假信息塑造。因此，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应当提高智能驱动的技术适应性，在国内或国际舆论发酵时，应当积极运用AI快速分析舆情动态，提供实时监测与预警，强化危机应对与实时反馈。
在充分利用技术可供性实现智能驱动的同时，建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也应当主动推进信任机制的构建，做到智能驱动的同时平衡好数据安全的需要。例如，在AI伦理议题上提供人机协同、义利共生的中国方案，推动算法可解释性与数据正义;跨国协同数字治理上，通过区域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等平台，在多边外交中倡导包容性的伦理准则，协商数字安全规则，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提供合法性基础;在中国战略传播叙事中提升人文温度，在算法之外保留人工审核环节，平衡效率与伦理价值。
四、结语
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实践，是应对全球传播格局深度重构、技术革命颠覆性冲击以及国际权力体系多极化演进的关键战略举措。通过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创新性建构，不仅能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霸权与话语陷阱，也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转型路径，具有历史意义。
其一，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开创了文明型国家话语重构的实践先例，以文明互鉴理念超越文明冲突范式。这种文明主体性的重构，打破了后殖民时代非西方文明只能以“他者”存在的宿命，推动了全球传播秩序向多文明共生结构的重大转向。
其二，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建构确立了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制度性路径，推动了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向话语优势转化的过程。这种基于制度自信的话语生产模式，超越了西方话语权依赖军事霸权与经济胁迫的建构逻辑。
其三，重塑数字文明时代的文化主权范式。面对算法殖民主义对文化主权的侵蚀，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重视技术赋能与文化自主的平衡，将技术工具性与文化主体性相统一的实践，为数字时代守护文明多样性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随着通信技术重塑信息传播的时空逻辑，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应该在科学的体系下以应对传播生态熵增带来的认知和认同挑战。在新形势下，唯有将五千多年的文明厚度转化为传播创新的时代高度，方能将中华文明的智慧转化为全球治理的认知公器;而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能在数字文明的元叙事竞争中，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这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人类文明范式转型的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