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白到共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优化路径探析

辩白式传播以澄清事实、回应质疑为核心，通过与对方辩论的方式，旨在减少或扭转误解。显然，这种策略因其理性分析、逻辑推理、证据支持等特点，尤其适用于针对时政类内容进行舆论斗争。然而，这种传播方式局限于回应性策略与“自证”陷阱，难以形成文化的深层共鸣。具体而言，辩白式传播面临以下困境。

（一）他者框架导致议程设置权让渡

“辩白”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以“澄清事实”和“回应质疑”为传播目标，本质上是一种被嵌入西方话语体系的“应激性传播”——在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媒体被迫在西方预设的“他者化”叙事框架（如“人权危机”“威权威胁”）中进行有限回应，这种传播模式暴露了更深层的权力不对等。

被动应对的传播逻辑导致两个显著后果：一是陷入“他者叙事”陷阱，二是议程设置权旁落。心理学上的“逆火效应”表明，由于心理抗拒、事实幻觉与辟谣动机误解等原因，人们在信息纠正下，反而更加背离正确认知方向并强化对原信息的信任。与此同时，大量人力物力被消耗在回应西方媒体层出不穷的指控上，挤压了中方主动设置议题的空间，在西方媒体精心铺设的“自证陷阱”下，愈发偏离我们的核心叙事框架。

（二）单向传播导致文化折扣与受众疏离

“辩白”式传播往往不够重视对象国民众的文化语境，面临严重的“文化折扣”。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导致。

一是符号化表达造成的认知壁垒。中国扶贫叙事中的红旗、标语等视觉符号，在国内高语境文化中承载着集体动员力、制度优越性等复合含义，但低语境文化背景的西方受众难以理解这些符号的深层内涵，甚至可能将其误认为“政治宣传工具”。

二是单向输出导致的互动缺失。“辩白”模式下，内容生产者往往急于从自身视角进行“自证”，从而陷入“传者中心”的桎梏。在传播中过于强调“我方叙事”，忽视受者主观能动性和文化背景，从而造成与受众的疏离。

（三）技术壁垒与平台依赖导致传播效能弱化

当前，国际传播的技术生态被西方数字霸权深度渗透，形成“算法偏见”与“平台依附”的双重枷锁。算法偏见其实是技术政治化（Technopolitics）的体现——平台通过“代码即权力”（Code is Law）的规则设定，将中国议题锚定为“次优先级”。例如，YouTube、Facebook等平台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技术识别“敏感内容”，对中国媒体账号实施隐性限流，将含有“Xinjiang”“Tibet”等关键词的视频自动标记为“低推荐优先级”，让中国客观真实的声音难以广泛触达海外受众。在此背景下，算法偏见与平台规则成为“辩白”模式难以逾越的障碍。

同时，中国自主传播渠道受制于用户习惯壁垒与地缘政治打压，难以突破“平台依附”的路径依赖，导致传播效能持续弱化。目前，Facebook、YouTube等西方平台在全球社交媒体环境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TikTok虽在部分区域取得突破，但需对抗用户长期以来的交互习惯，以及部分国家的封禁威胁。因此，我国自有平台建设存在“后发劣势”，在美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剿”和地缘政治工具的重重打压下，亟须以自主创新打破算法偏见、摆脱平台依附，建立以我为主的立体传播网络，重新定义全球传播生态。 

“辩白”模式的局限性不仅源于传播策略的被动性，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国际传播权力结构和技术霸权的限制。跳出“解释—反驳”的循环，转向以价值共鸣为核心的主动叙事，或许可以有效突破当前困境。

在对外舆论斗争中，“针锋相对”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时，必须有理有据有节地予以回击。但是在文化传播中，“针锋相对”往往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更多的是需要通过文化浸润、价值传导、平等对话等方式，实现与目标对象的共鸣。

（一）转型的基础

在全球化叙事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际传播须超越信息单向输出，转而构建以价值共鸣为内核的传播范式：以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哲学根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文化内核，依托情感、利益、理念三大维度构建价值共鸣的传播范式。

1．文化内核：从“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不仅体现于儒家“和为贵”的伦理观，更贯穿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实践。从古丝绸之路的商贸互通到郑和下西洋的和平远航，“和”文化始终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底色。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厚往薄来”的礼治原则，彰显“和”文化的实践基因。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升华。其核心在于以“共商共建共享”破解“文明冲突论”，通过承认文明多样性（如宗教、制度、发展模式差异），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对话中寻求共识。这一理念很好地呼应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例如，大仲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格言，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理念等，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和”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升华，还激活了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从“和”文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为共鸣式传播奠定坚实的理念和价值基础。

2．价值共鸣的三大维度。一是情感共鸣，以生活叙事唤醒人性的共通性。不同国家、种族与信仰的人群虽然背景各异，但在情感表达、家庭关系、自然依恋、善恶观念等生活经验中，往往存在超越语言与制度的“人性共通性”。这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天然的情感通道——生活叙事。生活叙事是指围绕日常经验、生命体验、自然情感、人际关系等展开的真实、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讲述。它包括但不限于生态叙事，还涵盖亲情、友情、爱情、成长，灾难中的互助，节日的仪式感，甚至是一顿饭、一场分别、一只动物的命运等。这些细节虽小，却直击人心，因为它们是人类共通的生活情境和情感触点。二是利益共鸣，围绕发展议题绑定共同需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策略表明，以利益共享为切入点更能获得对象国认同。以中老铁路为例，中国媒体不仅报道工程进展，更聚焦“铁路如何改变老挝山民生活”——通过村民参与铁路维护培训、沿线土特产出口激增等故事，将基建合作转化为“发展权”议题。利益共鸣的关键在于将“中国方案”转化为“我们的方案”，围绕双方的共同关切、共同需求展开叙事，通过一个个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案例，与目标受众实现深层次的利益共鸣。三是理念共鸣，对制度差异进行创造性阐释。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自古以来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传播工作造成阻碍。因此，要从价值理念层面出发，找出中外制度的“最大公约数”，将“差异性”“特殊性”阐释为“多样性”“共同性”。用可感知、个性化的故事，解构国际传播中的抽象、宏观概念。例如，报道Miao Villagers Embroider Their Way to Wealth（《苗族村民刺绣致富之路》），以微观视角讲述了苗族村民石美梅依靠苗绣摆脱贫困的故事，在充分体现个体成长与人文关怀的同时，也让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保护与扶持深入人心，与单方面、辩白式的制度阐释相比，更能激起海外受众的价值共鸣。

（二）传播战略转型的逻辑框架

从“辩白”式传播到“共鸣”式传播的战略转型，应遵循从“解释中国”到“贡献方案”、从“文化输出”到“文明对话”的逻辑框架。

1．从“解释中国”到“贡献方案”。传统“辩白”模式困于“自证”逻辑，且单方面的“解释中国”难以对海外受众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共情力。而“贡献方案”则以全球性、国际性问题为切口，将中国经验升华为公共产品。例如，2023年、2024年，泉州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合作，共同开展非遗技艺传承、跨文化交流等活动，其中一项便是结合“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传承发展，邀请东亚地区木结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木结构建筑保护与利用这一重要议题。这既展示了闽南传统建筑文化，也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从“文化输出”到“文明对话”。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单向文化输出易被视为“文化扩张”，而文明对话强调主体间性与双向学习，在双向交流中实现价值共生和情感共振，更易引发海外受众的关注和共鸣。例如，中国外文局开展的中外经典著作互译项目不仅推动《论语》《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著作的外译传播，同时资助海外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相继成立中拉文化出版中心、中阿文化出版中心等，构建“双向阐释”的知识生态，推动中外翻译和文化事业共同繁荣发展。通过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让海外受众从文化内容的被动接收者成为深度共鸣者和主动讲述者，进一步凝聚跨文化共识，增进与目标对象的共鸣。

共鸣式传播的核心在于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内容创新、技术赋能与精准适配，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从“文化折扣”到“价值认同”的范式转型。通过生活浸润、微观解码、分众深耕等手段达成全方位共鸣是推动这一转型的有效路径。

（一）生活浸润：激活情感共鸣的叙事革新

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不在于语言是否华丽、镜头是否精致，而在于是否“走进人心”。德国出版界流行一句话：“故事驱动国家”（Storytelling drives nations），其核心在于——国家形象不是靠口号建构，而是在无数个真实、可感的日常故事中自然生长。对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而言，真正有生命力的叙事是能与海外受众达成共鸣的“微叙事”。它不以说服为目的，而以共感为方法；不以讲述自我为核心，而以理解对方为起点。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华文化不再是需要“解释”的他者，而是可以“感受”的朋友。

1．真实生活的“沉浸感”胜于技术包装的“高级感”。随着短视频和Vlog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兴起，“场景化”与“生活化”成为新一代国际传播的核心特征。一些看似普通的生活瞬间，因真实而具有感染力，反而比高度包装的官方宣传片更能引发用户情感共振。在TikTok上，大量西方博主成为展示中国风貌的重要力量，“China Travel”视频播放量近10亿。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将观众带入一个个细腻的中国日常场景，这些朴素的影像背后，是跨文化传播中最真实的温度。

2．去政治化的叙事策略降低文化折扣。生活浸润式的表达，往往选择避开意识形态争议话题，转而聚焦文化、家庭、饮食、节庆、教育等非政治议题，这些内容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更易获得普遍理解和积极响应。例如，“中国美食”成为全球社交媒体内容中最受欢迎的中国元素之一。在YouTube上，诸如“Chinese Street Food”系列、李子柒的美学田园视频，都以生活化视角展现了中餐文化和亲情关系，让观众在“食物—记忆—情感”通道中自然接近中华文化。

3．“文化即日常”的叙事框架创造跨文化共情空间。生活浸润式的传播并不以削弱文化价值为代价，而是将文化融入受众的现实语境之中，让中华文化“自然地出现在生活中”，通过细节之美传递价值之思。例如，在西班牙留学的卢俊安常在课余时穿着汉服在马德里的街头吹竹笛或唢呐，3年中进行了60多场街头表演，并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吸引了众多西班牙人对中国传统音乐之美、服饰之美的关注。

（二）微观解码：激活技艺共鸣的视觉革命

所谓“微观解码”，是指将抽象文化内涵具象化、可视化的转化过程，尤其是手工艺、仪式技艺、传统技法等，通过逐帧还原、慢动作拆解、高清特写、音画同步等手法，激活观众对“技艺之美”的感知，进而在欣赏、模仿甚至再创造中，完成一场跨文化技艺的共情式传播。

1．细节捕捉：以高密度信息满足“观看欲”。用户的注意力早已成为传播者们争夺的重要资源，而“技艺类短视频”之所以能在TikTok、YouTube Shorts、Instagram Reels等平台风靡全球，正是因为它们以“密集技巧+视觉快感”的形式激活了用户的观看欲与探索欲。传统手工艺的“可视化重构”成为海外用户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例如，YouTube账号@Fantastic China发布的榫卯结构制作过程，使用无人配音、仅靠工具声和木材摩擦音搭配高清特写的方式，吸引了大量非中文用户留言“hypnotizing”（催眠般）、“oddly satisfying”（奇异的舒适感）；苏绣、掐丝珐琅、景泰蓝等非遗工艺的制作过程，通过慢镜头展现一针一线、一敲一磨的细腻操作，也频频走红。

2．技艺过程的沉浸式体验构建文化敬意。与静态展示不同，微观化呈现技艺制作过程，不仅提供了观赏性，更营造了一种沉浸式的“手工时间感”。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知不觉建立起对匠心精神与时间价值的尊重，这种“慢节奏”恰好与海外快节奏媒体环境形成对冲，进而形成记忆点。CGTN的微纪录片“Chinese Characters”系列，以高清微观摄影还原书法、制笔、雕版印刷等工艺细节，在YouTube上成为“视觉文化教学素材”，受到海外高校中文学习者与文化研究者的高度认可。

3．从“炫技”到“共创”：技艺内容激发参与型文化传播。微观化技艺呈现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其天然具备“可模仿”“可挑战”“可互动”的特性，易于引发用户的再创造，从而形成社区型传播。海外观众在模仿、挑战甚至吐槽中，与中华传统技艺建立起初步认同与互动关系。如TikTok上的“Chinese Paper Cutting Challenge”（中国剪纸挑战），引发大量非华裔博主尝试完成中国剪纸图案，并上传失败或成功过程，与原视频形成互动循环；陶瓷拉坯、古琴制作、扎染工艺、毛笔制作等视频内容也常被做成“Duet”（双屏互动）形式，鼓励观众进行“比试”或“跟做”。

在微观视角下，中华文化不再是庞大叙事体系中的抽象符号，而是一种可以看清、听清甚至复刻的真实存在。视觉革命不是浮于表面的包装，而是一种以技艺为通道的文化复现。它以细节为锚点，以过程为载体，让中华文化从遥远的“文化标签”变成眼前可亲、可学、可感的具体形象。当一滴漆、一段线、一枚榫卯，能够打动一个素未谋面的外国观众，我们就实现了从“文化传播”到“技艺共鸣”的跃迁。

（三）分众深耕：激活认同共鸣的精准触达

分众传播的核心在于：不是“对所有人说话”，而是“用不同语言对不同人说话”。这要求传播主体具备对区域文化差异、社群价值取向及平台使用习惯的精准洞察，并据此定制内容形态、叙事风格与传播语态，形成可感知、可辨识的“文化分发系统”。

1．区域文化适配：根据地缘与语境调适内容表达。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兴趣点及敏感性各异，精准传播需在内容上实现“本土再表达”，即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实现语境重构。如CGTN、新华社等媒体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的海外账号内容并非简单翻译，而是根据各语区用户喜好调整叙事重心。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上线Netflix的多个国家版本中，均对字幕及解说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印度版为例，其重点突出香料与家族式烹饪方式，字幕中有意识添加“turmeric（姜黄根粉，常用作咖喱原料）”“spice blend（香料混合物，主要用作烹饪调味）”等印度观众熟悉的文化类比词汇，以增强亲切感。

2．垂直社群运营：以兴趣圈层为触点打通异质文化。不同于“大众文化”的一对多传播，分众传播强调对“兴趣小群体”的深耕渗透。中华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多依托垂直领域，如美食、手工艺、武术、中医、服饰等，借助各领域头部意见领袖实现精准匹配。在海外汉服圈中，活跃着大量非华裔内容创作者，她们将汉服穿搭与当地传统节庆结合，如在法国凡尔赛宫拍摄汉服走秀，在墨西哥穿着唐制汉服进行文化融合展示，这种“本地化+垂直圈层”的策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互译；在YouTube和TikTok上，许多非华裔武术教练或爱好者系统学习太极、咏春拳等，并将其与当地体育理念融合推广，在拉美与东欧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太极社群”。

3．平台生态差异：内容形态需“按平台定制”。不同社交平台的传播机制、用户构成与内容喜好具有高度差异，内容传播需在技术层面适应平台算法逻辑，在风格上贴合平台文化氛围。TikTok强调“强感官+短流程”，适合使用15秒~1分钟的“高密度剪辑+背景音乐+高颜值模特”的形式，有博主通过剪辑国风妆容、灯光调色与京剧元素，实现视觉冲击与文化识别同步达成；YouTube适合长视频、教程类与沉浸式纪录类内容，有博主通过“人物讲述+实景再现”的方式，打造文化深度内容；Instagram适合视觉美学与符号化表达，许多博主发布汉字书法配图、京剧脸谱滤镜、古风人物穿搭等静态内容，吸引了大量喜爱“东方元素”的视觉创作者；Facebook则更适合家庭用户和中年社群，因此例如“中医养生贴士”“节庆民俗背后的故事”这类温情、科普向内容，往往能实现高频转发。

作者李红茹系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申金鑫系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业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