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互构

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和重大实践课题。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复杂敏感的区域国别关系、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在美西方对我国的遏制、封锁、施压的情况下，世界与中国都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暗流汹涌的国际局势，推动国际秩序由“变”到“治”，从根本上解决国际安全、发展、文明等世界性难题，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所饱含的智慧与经验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文明与文化是对偶性概念，对它们的恰切定位是理解和践行文明互鉴理念的思想基础。关于文明的定义有几十种，文化的定义有上百种，中西方有关文明与文化的论说业已很多，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但是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层面同时讲清楚文化与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推进“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认知前提。换言之，文化与文明的逻辑关系如何审慎界定，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和工作概念，在中国未来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或可进一步确立关键定位，进而细化、下沉，并演绎出一套可实践的路径。

综合而言，两个概念的基本定义范畴是：“文明”，指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成果的总和; 而“文化”则是围绕着文明成果，通过人内传播到人际传播，内化于社会成员或群体中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形态的复合模式，两者相互依托，互相决定。“文化”与“文明”的内涵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想要理解文明就要理解文化，反之亦然。在该思路下，对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讨论就交织了文化与文明两个维度，文明演进与文化变迁在作为主体的人、时间、空间、传播机制与传播媒介的综合作用下被符号化，通过可见可感的表征事物完成了跨越物理边界与文化边界的传播活动。

“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历史能够为现时的行为提供参考与依据。在新时代对“中华文明海外传播”进行研究，一方面要定位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演进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破除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在进化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对非西方世界处于“未开化”与“停滞状态”的片面认识；另一方面，聚焦如何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出去并被世界所接受、认同，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平衡发展。由此，我们需要厘清、呈现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演进逻辑，确立当今突破原有国际传播话语秩序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以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推动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一直是物质与精神并行发展演进，两者交叉缠绕相互依托。

“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在英文世界最初被界定为优雅的礼仪与秩序，与“野蛮”相对。随着18世纪以来科学、知识、制度等先后被纳入“文明”成果的范畴之内，“文明”的内涵得以不断深化扩展。

在18世纪英法设置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中，确立了“英法即发达即文明”的话语体系，即除了英法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都被视为“野蛮”的存在。随着德国在18至19世纪提出了“文化”与“文明”话语模式以反拨英法“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话语之后，将“文明”界定为物质性成果，即在文明层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可以与英法共享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基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各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降至19世纪初，不断成熟的近代科学开始进入“文明”内涵之中，包括科学技术、科学产品，也包括发轫于启蒙时期的科学精神、思想与方法。诞生于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便是在科学主义思想下形成的关于所谓“非西方”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研究与认识的一门学科。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体系的成熟，基于代际传承由不同国别与地区生产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对于自然、社会、精神等各方面所形成的知识，成系统地进入到“文明”的话语内涵之中，形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的知识论系统。换言之，人类近代以来知识系统的生产、更新与扩充，某种程度上是对科学的进一步深化与提炼。当知识进入“文明”的内涵后，不仅强调了其物质层面的构成，也强调了精神层面的构成（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以“文明”自居的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藉由知识生产，通过殖民渠道扩散到世界各地，并直接作用于知识生产多个方面。这样的知识生产导致了“普世主义”或“普遍主义”价值观下的“文明”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的所谓最好范式，由此形成的观念和制度逐渐被视为所谓“文明”的成果。随着科学、知识与制度等相继注入“文明”的话语内涵，深化了现代“文明”概念中与物质性相对的另一侧面———精神文明，其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知识、制度的沉淀，抑或说是一段时期社会各方面总和的高度价值观化。所以在二战之后，通过不同国别和地区论证出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制度）被纳入“文明”范畴之内。美英等西方国家所走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形成的制度文明，通过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不断强化，被冠以未来人类发展的“普世文明”范式。所以，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展的资本模式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以“资本主义文化”而是以“资本主义文明”自称。

“中华文明”的当代释义，既包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创造的多元一体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形态，具有共时性生成和历时性发展的一面；又内含“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立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当代表征形式，两者一脉相承、辩证统一。

中华文明中的“文明”内涵着两个焦点: 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即相对于动物性群体的特征概括，具有“人文”的内涵；另一个类似于西方“Civilization”的概念，即对一部分人行为特征的概括，表现为某种礼仪、秩序与价值观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阐释了德国哲学体系对于文明物质层面的肯定之后，确立了自身物质文明的优势，又进一步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建党建国的指导思想，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探索、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制度文明，经过沉淀与价值观化后与物质文明一起被纳入“中华文明”的概念范畴之中。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通过“两个结合”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既超越也反拨了西方所界定的普适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所谓超越，即是探索出了一套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规律路径，不再囿于美西方设定的社会发展模式限制；所谓反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西方宣扬的“普遍主义”信条和“欧洲中心论下”生成的种种“概念”——即无论主观或客观，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遵守他们认为最好的社会、政治、文化范式。

在中国提出“文明互鉴”之前，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推广传播，像倾销某种产品一般进入另一社会之中并成为其发展模式。此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内涵需要解析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英法传统“文明”观的传承与转化；另一部分则是源自德国思想家们不遗余力地批判“文明”所建立的“文化”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中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文明为物质层面，前者注重精神、学术等方面的发展，会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等；后者注重物质、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出现大帝国、国际性大都市、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他进而指出：一个社会从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便丧失了文化的创造力，只剩下通过物质和军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西方国家的混战争夺均源于此。斯宾格勒借力打力，巧妙地运用英法擅长的“文明”话语，将之划归为“失去创造力……”的阶段，反观德国则处于“出现伟大艺术、文学、科学、哲学”的上升阶段。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进一步强调“文明”属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领域，而“文化”属于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表述了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精神内涵，是观念的再生产领域，此两者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但文化具有独立的精神价值。在“文明”与“文化”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德裔美籍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Franz Boas）指出：“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标准，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调和了“文化”的独特性（德国思想）与“文明”的绝对性（英法思想），点出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将“文化”意义的获取置于文明演进过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德国思想家通过将“文明”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分离，并将文明的精神性以“文化”概念代表的目的所在——通过设置“文化”这一话语方式让德国跻身于国际传播话语秩序的主导力量之中。然而，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中巧妙地接住了“文化相对”的思想，提出“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从根本上破除了斯宾格勒等人的“文化”观，并将“文明”话语性的提升为“最高文化”阶段。进一步地将包括欧美在内广义上的西方世界“我们”，和非西方的“各种他们”进行了“文明”话语秩序的“隔离”。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民主”、“先进”、“自由”、“现代化”等概念逐渐进入“文明”的话语体系内，成为处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文明成果。但是，这种文明性成果被冠以了“资本主义”之名，藉由话语设置、秩序规训和刻意的知识生产，形成了人们观念层面上的集体认知，即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民主”和“现代化”，这就是一种将文明“文化化”的过程。这些被冠名“资本主义”的“民主”、“现代化”模式被全球推广，在话语霸权的作用下，通过观念的再生产作用于其他社会更是文明“文化化”的过程。

然而，“民主”、“现代化”是不同人群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形成的制度性或必然性过程，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写照，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属。“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超越了西方世界“文明”与“文化”的话语论争，以中华文明发展演进在今天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体两面地统摄了“文明”与“文化”的争端——既肯定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又以“文化自觉”、“美美与共”肯定了不同文化创造的精神世界的独特性，打破了西方设定的“文明”话语优越性，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学习世界先进文明，创造自身灿烂文化层面上的自我革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贡献给其他国家借鉴的文明成果，创造、完善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形态，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未来发展方向。“文明互鉴”意在于此——搁置意识形态差异，互鉴、共享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文明成果。大家的关系是“互鉴”的，而非去对标“资本主义制度文明”设置对立话语与格局关系，为实现世界上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合理性和理论支撑。这不仅体现了“文明互鉴”的政治高度和学理深度，更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体价值的践行。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首，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演进逻辑，是在载体和传播系数的作用下，通过“文化”与“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跨越物理和文化的边界，经过本土化的各个环节——“介入化—社会化—生活化—内在化—认同（共识）化”作用的连续过程。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还是西方的科技传入东方，都是一种文明传播，文明交融互补发展的成果是大家共同的成果。换言之，文明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中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性成果，藉由载体与传播系数的作用，进入另一种社会形态，经过介入化—社会化—生活化—内在化—认同化后，沉淀为异于传播前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成果，被符号化保存得以延续。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一方面与具象化的物品有着紧密的关系，最直观的事实便是中国的造物经传播系数作用进入不同的地方社会，影响了当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潜藏在物质设备背后的精神性成果，亦影响了不同地区人类的行为实践和思想意识。因此，讨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问题，不仅要关注文化与文明之间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辩证关系，还需思考两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有学者提出了“文明与文化的逻辑函数关系假设”，是认识二者互动关系的一个学理性有效视角:

文化=系数（主体、时间、空间、媒介）×文明（本土、外来）±常数（惰性元素）

用公式来指代，即为：C1（文化）=C0（系数）×C2（文明）±C3（常数）

系数包括主体（人）、时间、空间、媒介（大众媒体、数字媒介）等作用于文明后，经惰性元素影响，形成了文化/文明海外传播活动的一般模型。

在报纸和海底电缆所代表的第一次全球传播浪潮出现之前，“信息传播基础结构”还未进入到媒铊化应用阶段，人类的跨文化传播行为是以人为基础,通过一定的传播机制，打破物理的边界，穿梭于不同文化之中。因此，在上述逻辑函数关系的基础上，讨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时还要增加一个历史性的系数——传播机制。“瓞喻传播机制”是以人和物为基础的长距离移动机制，包括贸易、通婚、传教、战争、旅行等。无论社瑁会发展到何种阶段，传播机制一直存在，只不过溧在现当代大众传播媒体和数字媒介等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出现与更新代替了传播机制而发挥作用。在信息传播基础结构抑或是大众媒体出现之前，传播机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贸易。费尔南·布罗代尔（Fermand Braudel）指出：“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菲利普·柯丁（Philip D.Curtin）也曾强调：“跨文化领域的贸易与交易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抛开军事征服不可估量但略显消极的影响不じ寓，它可能是引起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包括瓷器、汉籍、服饰、工具等在内的一系列人工制造的物质设备经传播机制的作用在不同文化间流转，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将文明成果传播到其他社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表征。如瓷器更新了使用群体的生活方式；汉籍记载的内容知识性地进入到另一套思想意识系统中。如此的“物”或思想在传播机制作用下功能熱地进入另一社会，促进另一社会的文化交融。因此，在文化与文明逻辑函数关系中需要新增一个系数——传播机制，公式则变为：

文化=系数（主体、时间、空间、机制、媒介）×文明（本土、外来）±常数（惰性元素）

引入文化与文明逻辑函数关系能更清晰地阐释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历史演进逻辑，以及传播系数和惰性元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陶瓷为例，一方面瓷器作为中华文明典型性的物质表征，兼具使用价值、商品价值、艺术价值，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质而成为有效的历史证据；另一方面瓷器不仅作为一种物，而且还是被抽象提炼和象征隐喻的符号载体，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性内涵，表现为知识、技术、制度、审美等方面的沉淀。

主体即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能够在对自我文化认同前提下，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进行生产和创造的潜力和能力。

时间和空间两个系数是界定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维度，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语境，也在人类的人行为中扮演主要的影响因子。文明的传播既有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流变，又有空间维度上的横向交互。中华文明历经千年的传承与传播，对周边国家乃至遥远的异国亦带来了物质产品、知识更新和思想启蒙。英国学者杰弗里·弗朗西斯赫德逊（Geoffrey Francis Hudson）指出：“在18世纪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巴黎比起欧洲在北京来，在文化上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给欧洲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艾兹赫德（S．A．M．Adshead）认为： “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启蒙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中的世界，这为她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如此种种，均有迹可循。

机制与媒介两个系数作为“中介环节”存在，在传播的时空语境中发挥的作用不同。“机制”的作用凸显于大众媒体出现之前，而随着大众媒体和数字媒介出现之后，媒体成为社会转型期填补传统人际关系纽带瓦解后新型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组成。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机制不再适应快速的信息流动而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日趋便捷的以网络为主体的信息传播基础结构。

惰性元素是一些区域、国别和人群的文化传统、集体记忆或理解世界的宇宙观，表现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性格，抑或是不能或很难改变的文化核心形态。惰性元素在传播系数作用于文明之后调试或筛选传播的内容与形态，或强化、或削弱其中的某些成分。

以瓷器为例看该逻辑函数关系的运行：当中国青花瓷通过港市贸易介入荷兰社会之后（介入化），很快自上而下地（社会化）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生活化）。如一些用来插郁金香的青花花瓶虽然有着中国的梅瓶和抱月瓶的影子，但却是荷兰代夫特的原创。中国的花瓶大多只有一个口，虽然外形“亭亭玉立”，但用来插大型艳丽的郁金香就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代尔夫特的工匠让来自中国的瓷器“入乡随俗”（内在化），创造性地与本土器用需求相结合，开发出了不同样式的郁金香插花瓶，成为荷兰的文化符号（认同化）。又如在明代中国作为燃香之用的厚胎香炉，由于其胎体厚重古拙，装饰图像潇洒飘逸，与日本人的神道信仰和原始自然主义崇拜相吻合。于是，日本茶人改变了其原有用途将之作为珍贵的茶道具使用。诚然，传播系数和惰性元素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相对改变，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任何因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文明与文化的逻辑函数关系看，瓷器作为文明的物质表征在销售到世界各地后，借由传播系数和本土化各环节的作用，形成了有别于制造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如瓷器的制作技术，以及其背后的一套知识、审美、象征、生活方式等被另一社会习得并内在化，经过代际传承后形成族群认同，进而融入其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并被符号化留存。所以在历史上，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建立在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断互动的过程中。

反观其他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如西域的绘画技法、图像叙事、物质设备、宗教思想等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经传播系数作用与中华文明产生交流互动，不断地被内在化、认同化并进入中国的文化表达之中，沉淀为中华文明象征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曾经来自西域的筚篥、琵琶等乐器在今天成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表征）。

历时性地看，任何一种文明都在传播系数的作用下处于不断地变动交流之中，文化也同样处于动态变迁之中。有些物质文明成果在传播和本土化的阶段走过了一个“文化化”的过程，换言之，被特定的主体精神化、普遍化，甚至全球化；过程性地看，特定阶段的文化成果也在历史的见证下，不断积淀、下沉走过了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在文明互鉴的理念下，这与资本主义文明通过“文化化”推行“普遍主义”的话语霸权有本质区别。被历史和人民检验正确的文化思想、经验观念、政策规范等均融入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范畴而被学习、被复制、被传承，成为可供选择的一种社会发展可能。今日我们秉持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大倡议”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融汇了文明和文化两个维度的内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成果，同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的“文明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化”的丰富有机体，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对于人类传统文明的学习和超越，对于现代文明的创新和发展。

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所引发的人类任何行为在当今很容易带来巨大的蝴蝶效应。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当代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破解世界难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时代之问。中华文明在当代的海外传播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为人类文明发展演进提供了一种参考性选择；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未来的发展与实现亦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完善，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与实践，两者是互构一体的关系。因此，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在当今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通过更新世界对中国认知的“共同经验范围”，以强化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叙事体系建设为抓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达成的共识下，将中华文明中所蕴含的包容普惠、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开来，重新平衡处于失衡状态的世界，为世界贡献一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

18世纪末，西方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达到更高阶段，以英法为首的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大肆扩张，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逐渐走向低谷。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信息的传递已经不再完全依靠广义上的“传播机制”，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兴媒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为凸显，曾经作为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引擎，被伏尔泰视为理想文化道德体系的中华文明不断被西方的报刊媒体“解构”，并将之刻画为一种落后、丑陋的形象。1913年，英国推理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了“傅满洲”的形象，来影射东方社会的所谓混乱贫穷、人们的所谓狡诈伪善，与西方文明所比较呈现出来的所谓落后状态和不对等性。“傅满洲”这一被“创作的中国恶棍”贯穿于罗默的十三部长篇和四部中篇小说中，并迅速风靡西方，印数逾百万册，被译成十余种文字传播开来。在此之后拍摄的六部完整的电影中，小说中“傅满洲”的形象更加具象化，被视为东方“黄祸”的代表，数十年在全球流毒深广，被持续不断地言说。

在第一次全球传播浪潮之中，西方殖民者通过民众对“黄祸”的恐惧心理，为其殖民扩张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并通过大众传媒快速地将中华文明带给世界的贡献一笔抹杀，对中国“黄祸”的想象很快被虚构的具体形象固化下来。时至今日，在西方控制的国际传播话语权之下，中国只能拥有“东方主义”这一种猎奇而疏离的表达，甚至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形象依然是破旧、落后，人们还留着辫子。美西方用了近200年的时间借助媒体对中国建构了群体性“刻板印象”，构筑了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共通经验范围”。中国发现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认知有着太多的误解，所以现在不仅要通过信息的方式，也要通过更新知识域和认知域的方式去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共通经验范围”。因此，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间断地派驻援非医疗队，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为留学生设置奖学金鼓励他们来中国学习游览，出台144小时免签政策吸引外国游客来华，讲述他们真实体验的中国故事，如此等等都是利用各种办法更改外国人对中国的知识储备和“共通经验范围”。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上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期的社会发展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但进入后工业文明时期，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会让人类不可避免的走向自我毁灭，人类必须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即一方面通过科技的发展更高效、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来寻求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推动人类由“共生”走向“共识”。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性成果中，我们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天下大同”的思想理念。思想和价值观决定了人类对事物认识的逻辑进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站在全球、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提出的一种思想价值理念，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这一思想公共性产品。它就像曾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瓷器（china）一样，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产物，从周边国家推向全世界，在今天即是从“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物的使用与消费带来的链接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军事或外交辞令上的链接，而是在经济发展和彼此福祉的互换上的链接。

在这样相互交织的链接中，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中华文明在当今的海外传播效能取决于我们如何构建“中国故事”的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第一，在中国正迎头赶上第四次国际传播浪潮之际，中国新型主流媒体航母和旗舰媒体以及其他企业和社会机构等也在全面发动，助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走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国际传播正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关键阶段，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总体逻辑及“三大倡议”提出和践行为更广泛的全球传播实践提供了政治和学理制高点。在全球舆论场上所开辟出来的、针对中华文明认知窗口期要深入研判和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综合调动传播要素作用，保持“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物质文明传播优势，进一步跨越文化边界，解决“语言转译”、“叙事藩篱”、“可供性要素”、“文化语境差异”等问题，为开展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工作提供基础性和学理性支撑。

第三，坚定思想站位，保持高度战略定力，认识到破解西方“共识性陷阱”是一场更新信息、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储备的持久战。把国际传播事业看作是一项百年工程，既从宏观上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到全面把握，又在微观上强化国际传播与各专业领域的多主体、全方位、结构性融合。突出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性——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人文关怀性——尊重生命、崇尚和平与合作，以及发展可持续性——消除贫困、提升教育，遏制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从而让世界认识并相信，以平衡传播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也将服务并促进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在全球范围的学理合法性基础。

（三）以“物”为媒到以“美”为媒，“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共同发力

“以物为媒”，即是在历史层面厘清中华文明海外传播路径与影响可以通过具体的“物”在世界上流转，描绘出不同文明相互观察、接触、模仿和再现的社会背景，以及可能伴随发生的历史演变和空间转换呈现出的文化认同与拒斥。“以美为媒”，即是在当前及未来发展的语境中，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在将曾经的文明成果高度凝练的基础上，以“美美与共”的哲学思想来寻求不同文明之间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创新性地将“美美与共”内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之中，并将之作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在今天的思想起点。

文明的物质性成果相较于精神性成果更容易被“移植”和“使用”，人们只要明白其中的使用方式便能“依样照做”。在历史上，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一是依靠人，另一是依靠源源不断的造物影响着周边国家乃至遥远的国家。不能忽视的是，在造物过程中，中国人将价值观和心态投射到了物的上面。虽然商品的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但决定市场的是人类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改变导致了人们对产品选择的改变，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现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以数字技术为龙头，以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6G技术）为突破口，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介为基本载体，以电视、电脑、电信融合化（三网融合）为路径，以信息的无障碍传播为内容、结果和目标的信息革命。全球传播生态格局正在经历着剧烈变迁，此中挑战无以复加。尽管如此，一方面我们依然是世界上的制造大国，有完善的工业体系，需要继续坚持“造物”优势，进一步打造品牌价值和领导力从而影响世界;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在于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传播话语权力格局，而是呼吁建立一个有效的分类范畴和全球传播话语通道，以辅助理解差异化的社会与文化概念，审视文化差异造成的刻板印象。

当前，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更大的变局，其挑战不是来自陆地也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人类自身。我们需要有新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去重新认识人类自身，以及人类自身创造的文明。“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旧思维沉渣泛起，如何看待、处理全球文明之间的关系，摆在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面前。站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围绕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第三大倡议。这是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思想性公共产品。其核心内容是: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逐步发现了自己（文化自觉），发现了我们（文化自信），我们还看到了他们（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是群种赖以生存的秩序与规范，当它在内部实施时，我们会非常自如和自然地遵循它。但是，当我们面对不同的群种时，才发现文化是多样的，文明是多元的。我们如何在对自身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还要去理解他者的文化与文明，即是费孝通所言从“美人之美”走向“美美与共”。当前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所以“全球文明倡议”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总体逻辑假设下的延伸，既反映了全球需要安全，需要发展，更需要交流的意愿，也进一步体现出中国的贡献———打破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以谦逊平和的姿态拥抱世界，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

继续推动中华文明海外传播，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共同发力，建立在此之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是融汇了文明和文化两个维度的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为那些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发展道路、发展思想、制度建设路径和文化思维方式，抑或是开创了一条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道路。

五、结语

承认“文明”的多元和多样，就意味着要承认彼此的差异和对等，同时也须认可每一种文明形成的动因、功能及其边界和局限。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是对标美西方设置的政治概念或话语形态，而是一个开放、复合的命题，更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充实的未来文明形态。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认为：“中国对西方世界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中华文明传承发展5000余年，海外传播超过2000年，是世界上从古代延续至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体，或许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孕育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的文明体系。研究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互构关系，即是在探索中国作为曾经带动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在18世纪逐渐熄火后能否在今天重新点燃火花，推动人类文明在未来可持续发展。

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曾经以物为载体走向世界，而今则是以世界文明共生共荣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化“争”为“鉴”，将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融入了“文明倡议”、“发展倡议”、“安全倡议”之中，为世界提供更多思想性公共产品，推动达成更多的“共识”以谋求未来的“共生”。诚然，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在今天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我们依然要坚定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两条路径，既造物，又传美，做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中的先行者。

作者：王天歌，姜飞（王天歌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在站博士后；姜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