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观对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的祛魅与超越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四个共同倡导”，它展现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的诚意与担当，是中国全球文明观的最新理论阐释。历史表明， 在不同文明观指导下会有不同的文明交往实践，形成不同的文明交往理论和秩序。当今世界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传播理论及传播秩序，是西方文明观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映射。肇始于西方的国际传播理论，在西方文明观的影响下存在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教化， 与新时代中国文明观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高度的文明自觉和集体意识。全球文明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华文明特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创建人类新文明形态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凝练而成的思想成果，全球文明倡议是这一文明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及集中体现，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我国的文明观进行了深刻阐释。同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提出“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重要观点。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 以“未来如何发展”的“世界之问”进一步阐释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2023年2月，“文明观”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被正式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重要实践之一，是世界现代化理论实践的重大创新。同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是在上述文明观的理论阐发与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项代表性、集成性文明观成果 ， 为国际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随后，全球文明倡议被写入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成为指导中国发展对外关系、进行国际传播的一条基本准则。

目前学界关于全球文明倡议与文明观关系的探讨较少，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几个可供思考的面向。关于其生成，全球文明倡议与文明观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实践的题中之义，其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关于其底色，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全球文明倡议反映了具有中国式现代化属性的文明观，具有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关于其目的，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新文明观”的国际传播，与全球文明观具有一致性，即牢牢把握“全球”这一关键词，致力于为全球人民与全人类谋福祉。关于其影响，全球文明倡议正在塑造全新的国际体系。总之，全球文明倡议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并从属于中国全球文明观，是推动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为新时代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创新国际传播理论、推动国际传播格局演变、完善全球治理格局提供了价值引领。

二、国际传播理论的“西方化”迷思呼唤全球文明观祛魅

相比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往来，国际传播主要体现为文明体之间的信息流动，也可视为不同国家话语体系与文明观的交互碰撞。当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传播理论及秩序，具有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中心–边缘等级结构，其所倡导的“现代化”实质上是被遮蔽而又昭然若揭的“西方化”，急需祛魅与重构。

(一)“文明普世观”：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的价值底座

“西方文明普世观”首先给国际传播理论铺上了“普世主义”的底色。“普世”即普遍适用性，认为人与人的普遍共性高于一切，在这样一种“共性”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实际上，“普世观” 是一种典型的“抽象人性论”，它通过拟造形而上学的“类本质”人学思想，将“普遍形式”与“具体鲜活的人”机械地杂糅起来。“文明普世观”渗入国际传播理论的生成与应用，宣扬所谓的“自由、平等”，实则是对资本人格化的遮蔽和美化。“文明普世观”将不同文明体的价值观念抽象成一般价值。但现实中具有社会性和多元性的文明体的实践活动各有差异，其价值观念各有千秋。如平等，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早就指出，平等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理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西方式的“平等”是操纵化的。从哲学层面上看，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抽象的民主、平等与自由的不切实际，也印证了“西方文明普世观”存在底层价值层面的缺陷。更为关键的是，“文明普世观”的本质在于非此即彼，不接受所谓“普世价值”的主体都应被视为敌对，其外化为方法论就是一种零和博弈的二元心态。

当前，“普世价值观”与文化霸权以现世物质垄断和扩张追求为基础，成为西方国家制造共识和制造西式民主的思想武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作为西方话语的传播主体，肆意进行零和话语的意识形态灌输，部分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突出对抗性而非对话性，以普世价值引导多种含沙射影的对华舆论;非西方话语主体则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难以有效参与跨国信息传播过程，这也从侧面反映“西式文明观”并非真正的“普世观”。西方底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充斥着“文明普世观”对单一规则的强调和对特定时空特殊性的抹除，在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已不合时宜、难以自证。因此，对“普世价值观”这一底层价值逻辑的回应与祛魅，是中国全球文明观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明优越观”：西方单一文化与自我中心的心理迷思

在“文明普世观”排他性基础上，“文明优越观” 不仅反映同样的单一文化本位倾向，还呈现居高临下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表现为自视的“种族优越观、制度优越观、文化优越观”等。它始于基督教一神信仰的“天选”教义，认为西方之外均是“野蛮”，并在欧洲民族观念中进一步强化。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 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指出，“文明”是欧洲人想象的一部分，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标准衡量尺度。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 基佐(François Guizot)认为， “人类文明的宿命”实质上是以法国文明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美籍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平等自由观念处于文明的尽头，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上可窥见，在不同历史时期， 尽管具体分析对象存在差异，但优越论都指向一种自我中心的内核。

持有“文明优越论”的西方社会，一方面在单一且具有歧视与偏见的顶层指导下形成欧美的主体性文明二元叙事，将“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等语汇运用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中;另一方面，种族优越、制度优越等理念所具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往往煽动着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渗透与扩张，以一种殖民势力叙述了“优越”的他们，通过殖民化去拯救、统治、控制“他者”。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学理论家爱德华· 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阐释“他者”时指出， 西方对东方的知识体系创造，不仅使西方的殖民更合法化，还巩固了西方世界居于高级、文明的地位。

萨义德的忧虑在“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仍有所警示。今天非洲大陆的广大地区、战火纷飞的中东地带、时局内忧外患的东欧社会仍然受到“

西方中 心”“西方优越”的傲慢偏见的建构及侵扰。就中国自身而言，西方新闻媒体在严重缺乏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将“中国”与所谓“债务陷阱”“锐实力”“非正式帝国”等概念勾连，成为国际舆论场上渲染恐慌色彩的叙事。因此，当前“东升西降”的趋势虽日益显现，但文明优越的西方意识影响从未消散。中国提出全球文明观，积极行使新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立场、定位与关系的解释权，正是在直面国际传播叙事转换、重塑话语体系的现实挑战。

(三)“文明区隔观”：从“断层线”到区域阵营划分的主要依据

如果说“普世论”与“优越论”存在递进关系，那么西方的“文明区隔观”更像是二者递推的结果：“普世”中的文明存在优胜者，文明因优劣而区隔。这里的“区隔”即西方与非西方的一种“切割”，或西方基于自身标准对世界时空的“切割”，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区块。“文明区隔观”表明西方看待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和主导国际秩序的策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 施密特(Carl Schmitt) 的“欧洲国家间秩序论”，以具有自然地理意义的“友好线”作为欧洲与外界的“切割”;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断层线”“冲突论”，将文明差异的矛盾夸大，向全世界勾勒了因文明差异而充满斗争的动荡不安的图景。

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得以在政治军事上向外进行扩张，基督教文明实现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扩散。因此，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其他地区赋予的定义，原本就置于文明与野蛮、统治和征服的语境之中。但“文明区隔观”的出发点与当前的国际传播新趋势、新格局存在两个不相适应的面向：一是将欧美发达国家划分为全球文明中心;二是对文明交流中矛盾冲突的过分强调与放大。

从当今世界格局看，一方面，现存的地缘政治矛盾、区域阵营划分与局部热战等不确定性因素，在延续和强化“西方文明区隔观”的“切割作用”，体现了全球性的划界思维对瓜分与占有世界各区域的设想，与全球文明观形成公然的对冲;另一方面，“全球南方”、新兴全球性与区域性合作组织、区域与全球治理共同体等积极力量的出现，则为全球文明观创新国际传播理论、进行“去区隔化”的逻辑纠偏、加强文明对话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契机，再度深化了其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三、祛魅与重塑：全球文明观纠偏和超越西方国际传播理论

全球文明观与西方文明观在底层逻辑、方法论上具有实质性的不同，可在四个方面对基于西方文明观的国际传播理论进行祛魅与重塑。

(一)文明共生论：以尊重文明多样性破除西方所谓文明的“优与劣”

全球文明观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共生论从范式上逐步打破西方单极世界以“文明优越论”建构的文明等级体系。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可视为国际传播主体，它们不仅是跨国信息流动的接收者，也有权利对外传播自身的文化。各个国家和地区或区域共同体， 因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不同而存在话语权强弱的差异，但不应因历史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而被建构为“优或劣”的文明等级。以不同国际传播主体的文明差异为标准划定优劣等级，实质上是否定了部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参与国际交流的合法性，变相剥夺了其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发声的平等权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传播实则是单向的国际传播。奥地利宗教哲学家马丁· 布伯(Martin Buber)强调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自身与“他者”应建立“我—你”的平等关系。全球文明观中共生的文明交往理念不仅要颠覆既有的霸权逻辑，在平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不同文明的双向多边对话，还强调一种“平等而相生”的持续性互惠影响，纠正且超越了既往国际传播的不平等价值立场。这种共生观根植于悠久的中华优秀文化，《易经》中蕴含“天地不言而万物生”的宇宙观;道家有“齐物论”相生观之哲理， 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矛盾双方辩证统一， 既对立又转化。国际传播中可再编码为新的共生交往观，国家之间的文明差异并不是绝对对立或引发冲突的必然因素，反而能够通过求同存异转化为互鉴互惠的现实可能。因此，文明共生观在范式上直接消解了西方固有的“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

(二)文明共识论：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构国际传播格局

全球文明观以文明共识论更正机械的“普世观”， 以有温度的人文关怀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推动去西方化的国际传播新格局再构建。相比于基督教宣扬的普世价值，中国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强调“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本质属性， 其特有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人民至上思想与普世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自古有“天下归仁”“理一分殊”“公德合群”等凝聚共识的思想传统，并认识到“传播与秩序”之间存在合力与张力关系。在国际传播格局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有传播与秩序的合理诉求。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针对媒介帝国主义、信息垄断等现实问题，提出“信息公平”诉求，试图以改革反抗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下的国际传播秩序。进入新时代，全球文明观不仅致力于建立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之一。文明共识论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其理论导向在于要通过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协商方法凝聚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非“普世价值”。相较于带有殖民性、强制性的“普世观”，共识论体现协力而不胁迫的中国风度，而非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界限。全球文明观的共识观与共同价值观，共同纠偏了西方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中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力图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差，打破国际社会中对“信息富地”与“信息贫地”固化的认知，以和平发展为出发点寻找和凝聚世界各国的共识。

(三)文明延续观：以重视文明传承创新探索跨文化传播艺术

全球文明观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以文明延续观的视野探索创新跨文化传播的艺术。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中国的历代思想随着权力演变而具有传承性， 西方社会思想则具有一定的突变性，如教廷思想到启蒙思想的断裂转变，中间缺少延续或递进的环节。因而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提出“古今融合论”，认为应把古和今、人与世界看成一体，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体中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国正是具备历史延续性这一文化特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文明延续观的思想体系。其历史与现实总能在文明层面留存接续的线索，并秉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焕发生命力。不仅如此，基于历史事实的保护、传承与创新， 让历史的具体内容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流传常新，也成为中华文明延续观的重要内容。国际传播理论要经受住全球化时代与数字时代洪流的历练，就应构建起整体的历史观，将历史发展中已有的联系与现代国际社会的新机遇相连接，创造跨文化传播的新契机。以西方范式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理论，在原本意义上大多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或政治色彩的语境下生成的，若不综合考虑当前国际传播的新局面与新问题，其原有的所指及内涵便难以适用于如今的传播环境。“冲破古以达于今，冲破旧以达于新。”历史的延续性是对稳定性的超越，本质上是一种新旧不同之间的相通。因此， 中国的文明延续观主张在古今接续中相通，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创造出文明的新形态;同时强调一种文明延续的叙事方法论，为中国故事注入世界化表达， 不仅关注本国历史传统，更重视挖掘其他国家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理论补充文明新形态的适用语境。

(四)文明互鉴观：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消融文明区域阻隔

文明互鉴观强调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与推崇， 旨在推动文明之间的互补融合。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向世界阐述了文明“多样—互鉴—进步”的层层递进关系，清晰阐明了文明交流互鉴是国际传播发展的动力和关键，为国际传播理论及秩序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文明史观和范式参考。基于此，全球文明观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回归“人”参与国际传播交流的主观能动性，在不同程度上破除了文明区隔论与冲突论的迷思。

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区隔观对全球范围内的不同文明区域进行静止的、机械的切割，实则忽视了一些流动的重要因素：自然地理区隔与区域、国家领土是相对稳定的，但跨区域、跨文化的人员往来是真实具体而生动的，人类的情感、想象也是丰富而多样的。世界各地的文明彼此之间经历了通商、战乱、合作，存在领土上的开拓与收缩，看似各自为战，但在实际上推动了世界文明不断地突破彼此疆界，融合发展;加之文化传播具有多种形式，冲突仅是其一， 因而更不意味着文明层面必然只有冲突，反而在互鉴互惠上一直存在广阔的空间。人是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载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有在真实的人接收与产生触动、共鸣等情感上的反应后，才有可能上升为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交流互鉴是有“人”参与的交流互鉴。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将文明区隔划分开来的论断显然难以契合人为媒介、情感体验为中介的现实需求。在当前数字化时代，跨国平台成为信息聚集、整合与分发的场所，现实的人更多了一种媒介化的身份。因此，中国在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层面更重视融入技术合作，数字技术的融入能够实现不同区域人员的共在，以虚拟区隔的消失缩减现实区隔的疏离感，拉近不同文明间的交互关系，以此消融、解构形而上的“区隔观”。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东升西降”的历史机遇面前，洞悉全球文明观对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的祛魅和超越，是创新国际传播之“道”的应有之义;同时，在“四个共同倡导”基础上，也应继续探讨国际传播之“术”。首先，要在文明自鉴与互鉴中发掘自身与世界各国深厚历史文化资源可通约的价值共性，从零星文化符号贴合转向相对统一的知识建构方法;其次， 要从“元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出发，继续积极探索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宇宙观和生命观的文明对话范畴，与世界各国进行治理智慧层面的交流互鉴;最后，人的情感始终是最具生命力、最具自主性的动力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媒，建立具有情感共同体联系的基础设施，塑造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关系新形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逻辑下的文明观，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世界的既往想象，型塑了当下国际传播格局。全球文明倡议所集中呈现的中国全球文明观，祛魅了笼罩在西式文明观之下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为国际传播理论变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范式与方法论。要坚持与传播这种全球文明观，创新国际传播理论、重塑国际传播格局，谱写全球文明互鉴、人类文明共鉴的新篇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与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1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