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海外调研和传播学教学中的经验体会，展现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和丧失历史共情与政治认同的历史变迁过程。作者试图回答为何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体系和传播网络中，位于相似历史演变路径上，又受到相似外部条件影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总是相互区隔、缺少联通。知识体系改造应是世界秩序转变的一个前提

毫不夸张地说，2016年的美国大选不但是一场建制派和局外人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新闻界与特朗普之间的战争。大选刚刚结束，“媒体的失败”就成为舆论热议的关键词。著名记者迈克尔·沃尔夫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短文写道：“美国大选中的政治认同已经分野成相互诅咒和对抗的两派，一个是特朗普派，一个是媒体派”，而“特朗普的胜

2016年对于西方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传统媒体发展前景的持续暗淡上，更反映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令新闻界错愕和尴尬的事件上。一系列调查数据能够更清晰地说明问题，主流媒体的民众信任程度已经下落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以美国的情况为代表，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只有32%的民众表达出对

从古至今，无论社会形态如何，能否在政治主张等精英意志和公众参与、社会认同等基层文化之间建立良性的反馈机制，都是一个影响政治共同体兴衰存亡的重大命题。这种反馈机制的一个核心环节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现代国家政治中，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一般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与发展问题进行高度凝练的过程，因而往

【摘要】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海外调研和传播学教学中的经验体会，展现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和丧失历史共情与政治认同的历史变迁过程。作者试图回答为何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体系和传播网络中，位于相似历史演变路径上，又受到相似外部条件影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总是相互区隔、缺少联通。知识体系改造应是世界秩序转变的一个前

传播学研究能为帝国史 / 全球史研究作出的一项比较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一种网络的视角。传统上，我们认识全球空间体系时，采取的主要是制图学的领土视角，是对帝国体系 / 共同体体系进行明确的边界划分；网络的视角则与此不同，它提供了一种动态的、互动性的视角，并且能有效地避免因为划界而产生的认知误导。我们可以从智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