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给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的重要思想公共品。理解这一价值理念，最根本的是从文明视角进行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深深扎根在中华文明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追求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要向国际社会讲明全人类共同价值，关键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处来挖掘鲜活的事实与清晰的哲学，超越政治对立、意识形态纷争与宗教、种族差异，在国际传播中体现符合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都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宏大的文明视野，在传播过程中凸显人类意识、人民意识与人文意识。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文明多样性，国际传播
在世界变局加剧的趋势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冲突与分化的国际格局日益加强，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依靠秀武力、搞霸权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一战”“二战”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消除对抗不能以“一方消灭一方”的方式来解决，而应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其关键是基于共同价值理念的相处之道、生存之道。换言之，消除对抗不能以制造对抗的武器为手段，而要以消除对抗的观念为根本。
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多极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在按照各自的方式探索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有影响力的全球大国，在如何处理各种国际问题中的理念与行为倍受世界关注，也对当代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由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内容，体现了人类文明中最深层、最普遍的追求，是中国为当代世界消除对抗、实现和平提供的重要思想公共品，挖掘其深厚的文明意蕴，以崭新的战略观念推动其国际传播，将会有效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服务全人类发展、解决全球性挑战，为百年变局下的多元文明共生提供价值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者是中国，但其着眼点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段论述，充分展示了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追求的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与原则，这些价值理念不是仅仅为了自身利益或少数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全人类的，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可以有效引领百年变局下多元文明共生。
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最根本的视角是人类文明的视角。作为地球上的独特物种，当代人类从数万年前智人时代不断演进而来，学会制造工具，实现彼此沟通，形成合作机制，建立现代文明，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在这一演进进程中，尽管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习俗、思维、文化，但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是共同的，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是共同的，实现民主、自由的权利是共同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代世界不同国家间的合作有了共同基础，联合国及各类国际组织的建设与运行有了共同原则。这些人类“共同性”的价值基础，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所体现的文明意蕴。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谈道，“‘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应该是共同的那些东西。”显然，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展现与希冀的就是让“人类共同的东西”更加鲜明、更有共识。
文明追求的是人类的共同性，但必须看到，文明的形成与特质又是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源于不同文明的不同起源、不同路径的差异性，从现实来看，是在长时间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从理论来看，也是符合文化多样性理论必然形成的。对于这些差异性，大致有两种基本的认识态度与处理方式，一种是认为不同文明彼此间有高低之分，应以所谓“高者”取代“低者”，比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另一种是认为不同文明彼此间各有所长，应相互交流、借鉴，共同发展，比如中华文明观。前者是文明等级论，后者是文明互鉴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研究实证了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开放性、包容性、和平性始终是重要特征。不论是两千年前古印度佛教进入中国，还是儒释道和谐相处，不论是百余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还是以改革开放吸纳世界先进文明，不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生机勃勃的文化融合，还是当代“一带一路”上的真诚热情的文明交往，中华文明观中始终坚持的是不同文明的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和谐相处。从相当程度上看，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包容的态度，让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而不断流、生生不息而与时俱进。中华文明以“无我”的气质成就了“有我”的存在，也以自身的文明互鉴与创新发展凸显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与生命力。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历史性的，也应是当代性的。对于前者，国人是自豪的，国际社会也是认同的，以儒学经典与唐诗宋词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当代国人的普遍传承与世界的普遍认同；对于后者，由于晚清以来中国的国力衰落与列强侵略，在很长时间里，国人的信心是不足的，国际社会也是怀疑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重获独立与自由，才又真正绽放出自身的文明光芒。值得重视的是，尽管中华文明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且在当代人类发展中成为极具使命感与贡献度的文明新形态，但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国际重视，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世界对当代中国的认识。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持续提升，文化强国步伐持续迈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渐探索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以自身的独特文化与独立探索实现了超大规模、超高速度、超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喜的是，这种经济影响力逐步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也逐步在转化为文明影响力。换言之，全球对中国的期待愈发强烈与多样，中国应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既包括物质财富的贡献，也包括精神财富的贡献。
从当代世界的发展现状来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迅猛，物质财富积累是巨大的，但值得警惕的是，科学技术与物质财富并不必然让这个世界更加安全与和谐，并不必然让人类更加文明，相反，科技成为了武器，物质成为了霸权，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加剧，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尊重凸显。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两次世界大战让千百万人丧失，大战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始终顽固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各种地区军事冲突依然不断，如何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成为许多强国们的追求。人与人之间不是相互为友，而是相互为敌。究其深层原因，当代人类文明还缺乏具有高度共识性的价值基础。对人类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种共同价值的缺乏远比先进技术的缺乏更紧迫、更关键。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在牛津大学发表关于东西方关系的演讲，谈到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原因时认为，“一个主要的症结是双方之间的互相猜疑和互不信任。另外一点是喋喋不休的报道和宣传，这一点关系重大，以致政治领袖迫于形势不得不越来越维护他自己的立场。”而要缓和这种对抗局面，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使得东西方都能在今后的一个世代中‘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种局面对全人类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天来看，蒙哥马利提出的问题与原因依然存在且愈演愈烈，而其提出的共存理念也没有能成为共同价值。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观念的冲突必然带来行为的冲突。因此，与其在行为上防御冲突、对抗冲突，不如在观念上消弭冲突。和谐的观念必然会带来和谐的行为。事实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作为西方文明中有识之士提出的一种理想状态的东西方相处原则，推动的是世界和平，无疑是和谐的观念，也体现了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意识。遗憾的是，分裂的价值体系带来分化的国际关系，严重阻碍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如何缓和不同国家间的冲突始终是人类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至今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间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以至于在许多国际多边会议上，与会各国主要是在争吵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不关心贫困问题、气候问题等真正实际而重大的全球性挑战。正因为如此，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旨在全人类的共同团结、共同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意义与世界意义，其意义如何估量都不为过，真正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既传承与发展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与情怀，也吸收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不同文明的共同点与共通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特质是跨文化尊重，换言之，既不是对弱势文化的俯视，也不是对强势文化的仰视，而是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推动不同文化共同发展。这种文化特质来源于中华文明深层基因中对“和而不同”文化多样性的接纳与“天下大同”相处和谐性的追求，在中国俗语中，“独木不成林”“一枝独秀不是春”等，都是表达如此的意愿；同样，也来源于近现代人类历史进程中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从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到“二战”后一大批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是表达如此的意愿。
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要站在人类文明共同性与共通性的基础上来认识，就能切实把握这一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与深刻性，也就更能抓住其精义而不是泛泛地进行传播，更能自信地而不是犹疑地进行传播，更能有效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传播。在中国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的进程中，既需要经济贡献度，也需要思想引领力。中国要走近、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就要让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而认识好、传播好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无疑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视角和文明根源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对当代世界发展特别是处理国际关系纷争做出的重要思想贡献。要让这一中国贡献真正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共同实践的观念基础，“提出来”只是完成了上半场的任务，“传开来”则是下半场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下半场的任务更加重要，也更加艰巨。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外部环境来看，最大挑战是西方中心主义国际格局对中国提出的价值理念的误解与淡化。当代世界的单一中心国际格局体现在国际关系、经济结构、文化交往等各个领域，尤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少数西方国家强势媒体控制新闻生产、少数西方国家数字平台控制信息传播的特征非常明显。在这种国际格局中，中国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不能很好地得到理解，甚至会有误解，而在国际传播中也得不到准确与有效的表达。
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误读在于政治性解读。在日益意识形态化的西方社会政治语境中，面对任何中国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往往都会首先且主要从政治视角来看待，从提出者谋求一己之利的视角来分析，这就难以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具有的体现深厚历史积淀、开阔人类视野的文明意蕴，形成许多似是而非的表面性认知与偏差性判断。这些认知与判断阻碍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与积极响应，削弱了其成为全球共识的可能。
要向国际社会讲明全人类共同价值，至关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是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处来找根源，基于历史深处的事实与哲学，以历史事实隐喻当代事实，以内在哲学阐释外在行动。如此，可以让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超越当代的偏见与纷争，可以让不同政治实体与文化族群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一价值理念在处理当代世界问题中的独特价值。从笔者与不同国家人士交往来看，当代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极大误读就是“凡强必霸”，误认为强大的中国可能对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从深层原因来看，这种固执而强烈的偏见体现出了历史视角与文明视角的缺乏，从实际影响来看，这种偏见极大扭曲了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远意义与高远追求。为此，在向国际社会推介全人类共同价值时，一定要将历史事实与文明底蕴充分展示出来。
从中华文明历史长河来看，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不论自身国力如何强大，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和平、发展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在汉代，开通了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通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不同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流、交融，汉朝使团经常携带大量丝绸等到达西域，远抵地中海，罗马皇室形成了使用中国丝绸的热潮，同样，罗马、波斯、印度等地的奇珍异宝、歌舞技艺、植物食物等也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之道，不同文明的发展不是为了彼此征服，而是互鉴相融。
在唐代，以汉字文化、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对日本、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影响巨大，政治制度、建筑风格等也广泛传播，同时，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东罗马文明传入中国，当时阿拉伯人多居住在长安、扬州、广州等地，唐朝皇室贵族也以拥有西方金银器为时尚。盛唐时期的中国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宣扬的不是军力，展示的是中华文化包容力与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唐文化千余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至今全球各国分布的“唐人街”也展示了唐文化和谐、多元的气质。盛唐气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间和谐相处，才能实现共同繁盛。
在明代，郑和率领船队远航，其世界航海时间早于麦哲伦百余年、哥伦布近百年，其先进程度、船只规模也超过两位西方航海家的船队，且配备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但船队一路走来主要通过和平方式，以“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货物交换，以中国的瓷器、丝绸、麝香等交换各国的宝石、香料、珍禽，且输出中国的耕种技术、纺织技术乃至围棋、皮影戏等技术与文化，以此建立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至今，在泰国、印尼等地还保留有纪念郑和的三宝庙。郑和航海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交往之道，不同文明间交往有武力而不使用武力，以和平就能赢得和平。
正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土壤形成了中华文明观，滋养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独特气质，形成了中华文明看待自身文化与不同文化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积极进取，耻不如人；另一方面，与人为善，美人之美。十七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近事》一书，在该书序言中谈到许多对中华文明的理解，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与治国伦理上领先，中国不善战争之术，只是源于不愿战争之为，“在战争艺术与战争科学上，他们低于我们的水平。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他们本意不愿如此，因为他们鄙视人类中所有产生或导致侵略的行径。”他呼吁欧洲与中国“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有趣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二十世纪初来中国访问一年后回去写作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也谈到，“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到不屑打仗’，那这个国家非中国莫属。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态度—宽容，友善，恭敬有礼，希望别人也报之以礼。”他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各自优点的评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的典型优点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公正评价。把这两点逐渐综合到一处必为众人之所望。”莱布尼茨、罗素这两位伟大的西方哲学家相隔两个多世纪对中华文明的评价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创造人类新文明都有着明确期待。事实上，中华文明在塑造先进的人类价值观上有着突出的伦理优势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只要不带政治偏见与个体私利进行分析，都会对基于中华文明提出的人类价值观内涵有着共鸣与赞同。
当代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描绘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这一新图景是属于全人类的，既源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也代表了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观念组成。值得特别阐释的是，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具有旺盛的时代价值与世界价值，是形成当代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主要历史文化沃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重要的文明结晶，可以也必须成为解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基础与分析脉络。要解读与传播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如果从历史视角、文明视角来入手，就会更具有平和感与厚重感，超越短期的、意识形态的、物质利益的狭隘认识，也就更容易为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国家所接受。如此，才能让这一价值理念更好地为国际社会理解，真正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共识与共同财富。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应聚焦人类意识、人民意识与人文意识
在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中，仅仅有好的动机并不一定能产生好的效果，同样，在向国际社会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仅仅以为自己的立意高远而不具备适合的传播能力，就会“传而不通”。在当前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极化、分化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完全“以我为主”而不考虑受众差异的国际传播是无法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的，甚至会产生反效果。能否具有适应当代国际舆论环境特征、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精神实质的传播观念，成为推动这一当代中国思想贡献广泛传播与生效的基本前提。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及其提出是希望超越政治对立、意识形态纷争与宗教、种族差异，形成全球合作发展的共同价值基础。基于此，在国际社会传播这一价值理念时，传播观念、传播形式要与传播内容、传播目标相一致，就要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种族等视角，不以凸显某种独特价值观为目标，更不以压制不同价值观为目标，而以找到不同价值观的共同点和共通点为目标。具体来看，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战略观念应符合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都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宏大的文明视野，在传播过程中凸显人类意识、人民意识与人文意识。
人类意识指的是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切实树立文明多样性的传播观念。“文明”的概念诞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距今200余年。“文明观念是由启蒙运动中改革主义精神孕育而生的，是启蒙运动改革精神最直接的产物。”毫无疑问，这一概念与观念的提出，具有极强的进步意义，也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近现代人类活动的一切努力，政治、经济、科技、艺术、社会等方面的变革，就是为了让自身更加文明。可以说，与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吸引一切物质一样，文明观念则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万有引力”，用以衡量一切社会变革的进步性。
但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文明”的概念由欧洲人提出来，因而在欧洲的全球扩张中特别是殖民扩张中成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以所谓文明的名义展开暴力、霸权的不文明行为，体现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单一的欧洲标准成为衡量全球不同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准。随着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以美国、西欧为主的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占据了文明话语权的高地。这种文明观是狭隘的，其问题在于只承认单一文明源，而忽视了人类历史上的多样文明源，只追求同质化文明，而忽视多样性文明。更严重的是，由于近现代数百年来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媒体等方面的强势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自觉地以西方文明标准来衡量自身行为对错，削足适履式的文化不自信现象比较普遍。
因此，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应坚持文明多样性与文明共通性的统一，既彰显不同文明的不同成就，又发掘不同文明的共同点与共通点。这是一种基于人类整体性的视角，可以有效平衡单一文明中心主义在国际传播中的霸权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应该体现的是全人类文明成果，不是少数国家的文明成果。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文明多样性的全球远比文明单一性的全球更具魅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既要关注少数西方国家，也更要关注数量更多的非西方国家。从近些年笔者的实地调研来看，南美国家、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认同度很高，是普遍的，也是真诚的，而对各自本民族文明的自豪感、认同感也是强烈的。为此，如果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能够对非西方的不同文明的成就给予充分彰显，对非西方国家的公众信息接收特征给予针对性的考虑，必定可让全人类共同价值在非西方国家获得更大的共鸣，实现在非西方国家中传播效果的有效提升，进而会影响到西方国家的认识，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的积极传播。
人民意识指的是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突破以政府与大型传媒机构为传播主体的传播体系，打造个体、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主体传播体系。在传统的大众传播环境与国际传播环境中，报纸、无线广播、卫星电视网等作为主要的媒介载体，政府与大型传媒机构成为当然的传播体系主导力量，而进入社交媒体、数字媒介主导的当代互联网传播环境中，政府与大众传媒机构已经不再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个体化传播、自媒体传播成为趋势，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传播成为普遍特征，不论是个人还是非媒体的各类机构，都可以依托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且具有更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要彻底转变传播观念，动员且加强非政府、非传媒的各种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才能形成全球数字舆论生态中的和谐力与正能量。
在新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当代中国青年是可以信任且依赖的重要传播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享受着改革开放中国带来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气质，是“世界主义的拥护者”，具有放眼世界的视野、平视世界的心态、对话世界的能力，且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具有使用各类数字媒介、社交软件、创意传播的天然习惯与技巧。在深度全球化的国际信息传播体系中，当代中国青年能够主动开展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能够坚守且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能够创造性地使用漫画、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表达。这样的一代年轻人是值得鼓励的，也是需要舞台的。事实上，以青年视角看待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青年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国际社会上是会受到更大接受与响应的。
与此同时，在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中，对国际社会的普罗大众也要给予充分关注。在笔者的国际调研中或国际学生中，可以发现许多对中国友好、对中华文化热爱、对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认同的学者或民众，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士。这些国际人士认同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发展道路，也希望中国的声音更好地在世界传播开来，成为国际传播新格局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推动者。更值得感动与重视的是，许多国际人士自己就充当着中国声音的传播者、支持者。笔者的国际学生会用各自国家的语言、用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故事、用直播与短视频等方式传播中国的进展与理念，每每看到这些传播作品，会感到中国的价值理念是伟大的，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是广大的，也会希望有更多的举措来支持这些国际人士开展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事业。换言之，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切实做到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
人文意识指的是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突破以政治、经济领域为主要题材的传播内容，更加关注历史文化、日常生活、个人感受等人文领域的传播内容。费孝通曾谈到，“在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就要求我们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在传统的传播内容结构中，政治、经济内容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政治话题、经济话题乃至科技话题都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换言之，这些话题不论是否真实，都无法获得无偏见的传播与认知。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改变国际传播的内容结构，让更多的传播内容聚焦在历史中、文化中、生活中，通过当代的美食、美景与美物展现中国之美，通过历史的人物、故事与哲学展现中国之智。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成为现象级且正面性的中国内容大多是这类题材，尽管这些现象中许多是自发的、零散的，但却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对这些传播现象不能忽视，而把握好这些规律，就能让自发的传播成为自觉的传播，零散的传播成为规模的传播，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实现突破的着力点。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在世界范围获得广泛认同、进行有效对话的最突出内容或标识就是中华人文精神。在儒释道的思想体系中，对人的关注大于对物的关注，对民的关注大于对君的关注，而且关注人的个体生命权、精神自由性，这些内容在启蒙时代就曾给予欧洲思想家们以许多启示，获得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的高度称赞，伏尔泰甚至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向世界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深挖自己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基因并进行转化与发展，这会向世界特别是世界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展示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统之光、人性之光、精神之光，占据道义制高点与思想制高点。
值得关注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提出的六个内涵在抽象名称上是获得不同文化认同的，而在具体认识上在不同文化中是有不同解读的，有的差异还很大，比如自由、民主。因此，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时不能停留在传播抽象的名词，进行“概念传播”“口号传播”，而要深入到具体的内涵的阐释上，通过阐释中国的理解、实践与世界进行对话。一切价值观都是为了人的价值实现，而一切价值观的传播从人的价值实现出发来讲就更具说服力。中国追求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形式的、局部的民主，中国追求的自由是负责任的自由、多数人的自由，不是极端的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在国际关系中，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争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在国内治理中，中国追求公平与正义，推动全体国民共同富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这样的传播是充满人文感的，这样的对话也是充满人文感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当代中国的人类情怀的最热忱展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无疑是中国为当代人类解决全球性冲突、实现整体性发展提供的重要思想公共品，希望超越任何特定的文化和国家界限，成为所有人类都应该尊重和追求的共同价值观，体现了强烈的人类情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促进了世界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在其《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谈到，“人们往往认为和平、团结是公众幸福的主要基础；而不同社会的竞争和自由民的煽动是政治生活和人类的基本动力。我们如何才能协调好这些并不和谐、相互对立的信条呢？或许，没必要调和。热爱和平的人将尽一切努力去消除敌对情绪，调和不同意见。”在国际变局复杂、国际纷争频仍的当今时代，中国要去充当“热爱和平的人”，因此，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来“消除敌对情绪，调和不同意见”，共同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把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导向气候变化、贫困治理、社会不平等真正的现实问题的解决中。而要让源自中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认识，转化为国际关系中的自觉行为，产生人类的公共福祉，需要具有思想性的阐释力与体现创造性的传播力。最关键的是，以文明激发文明，以真诚呼唤真诚，如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就会日趋深入人心，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在新时代新征途中，也就能获得更好的国际环境，做出更大的国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