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之于人生是三分之一的长度，对于考古项目来说也是罕见的时长。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正在向各个领域深化蔓延，许多外国学者对来中国考古向往已久，而中国学者也期待着来自外部的视野拓展考古研究。自1990年起，中外考古迎来了难得的实质性合作。其中，中美鲁东南考古项目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一个。
其实，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上，一直都有中外合作的印记。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成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带回了当时国外较为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如今，我国开展的中外联合考古项目已有上百个。在“引进来”的过程中，外国学者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和理解不断加深，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水平也逐步提升，并助推中国考古学“走出去”。
2025年7月17日至20日，“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举办。文德安再次踏上这片她魂牵梦萦的考古学沃土，与中国老友会面，回顾这三十年的合作历程，并展望更多合作的可能方向。作为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的发起人，文德安依旧难以掩饰内心的感激与欣慰。“1987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山东，就被山东大学同仁的友善感动。”她在会场动情地说。在参与联合考古的30年中，她也成了“中国通”，并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她心目中，没有别的国际合作能与这个项目相提并论。
时代浪潮下的合作：一位美国学者的中国情缘
1984年文德安第一次来中国，彼时她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考古。龙山文化是她的主要研究领域。龙山时代的城市化运动推动并见证了我国的文明起源进程。文德安认为，“龙山时期城市更为普遍，聚落间互动也显著增强。龙山文化处于文字出现前夜，必然蕴含着重大的社会变革信息”。她希望能够深入探究早期聚落和区域组织的发展变化，以实现她的人类学研究初衷。
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之一，龙山文化以黑陶为代表性文化遗存。文德安在读博士期间研究龙山文化陶器，对山东区域的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龙山文化精美绝伦的陶器实在令人着迷，我当时就期待能与山东大学合作。”
然而，当时国外接触中国考古的机会不多，文德安却觉得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我开始学习中文，决定不仅要理解古代中国，更要认识现代中国。在与山大教授们的接触中我发现，虽然我只是一名尚未毕业的研究生，但他们对我特别热情友善，对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我希望能与山大有更加深入的合作。”文德安说。
199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使中国考古学界与国外的合作有了明确规范。新的政策允许外国人与中国专业人士合作进行田野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1994年，文德安向山东大学提出联合考古调查建议。山大考古团队推荐调查两城镇遗址。虽然此前已有开拓性研究，但仍缺乏系统性考察。“历史发掘结果表明，两城镇遗址占地面积很大，各种遗迹丰富，且出土过大量龙山时期的黑陶。我们认为两城镇是当时区域的中心，而不是普通的聚落，建议在此选址。”参与鲁东南中美联合考古的中方代表、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栾丰实说道。
1995年，美国耶鲁大学、山东大学考古系、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共同参与的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队成立。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加里·费曼教授和夫人琳达·尼古拉斯由于长期在墨西哥进行聚落考古调查，具有丰富的区域系统调查经验，被邀请加入。队伍的美方负责人是耶鲁大学的文德安，中方负责人是山东大学的蔡凤书教授。团队内还有于海广、栾丰实、方辉三位中青年考古专家，以及汉语流利的加州大学博士生关玉琳。
方法与理念的交融：跨越时空的中美互学
与历史学主要根据文献资料开展研究不同，考古学主要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这就天然决定了考古工作者需要参与大量田野调查工作。项目的第一个阶段是调查。双方决定采用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的区域系统调查法，进行聚落形态考古研究。
聚落形态研究超出了传统的时空视角，强调在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进行考古研究。按照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的说法，聚落形态考古是“把考古遗址当聚落看，将聚落当做社群看。主要目的是将‘物’在概念上转化成‘人’”。而区域系统调查法则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洲，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对特定区域内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阶段之间聚落形态的变化过程进行的动态观察和研究。鲁东南中美联合考古是区域系统调查在中国的第一次系统实践。
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在两城镇展开调查工作。此前，中国考古界的国际交流甚少。项目之初，中美双方对于彼此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水平都不甚了解，方辉指出：“我们对于国外考古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课本和期刊。”而加里·费曼则告诉记者：“当时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英文文献所依据的数据非常陈旧。”
然而，彼此的陌生没有成为阻碍联合考古的因素，双方反而在长期的学习互鉴中受益良多。“我们在与山东大学同事合作的第一天，就学到了很多。比如在调查过程中，山大的同事非常擅长识别破碎陶器的年代。我们在农田上寻找破碎的陶器和石器，它们由于长期暴露在户外，通常非常脏。但山大的考古学专家能立即根据陶器大小、形状以及内壁，判断出陶器属于哪个时代，我们每每都感到惊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这方面的技能有所提升，但仍远不及他们。”文德安回忆道。
与此同时，山东大学的学者们对于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也有了深入的学习。比如如何在每个人保持50米间隔的情况下同时移动、穿越田野、果园、梯田及林地山丘等不同地形，并绘制大家发现的遗址、解读调查结果。“这种方法与在中国一贯使用的调查方法不同，在得到中国同事们的认可后我们决定继续使用。”文德安说。
中美两国的考古学者在同一片田野中展现出强大的合力。加里·费曼是个结果导向、着眼大局的考古工作者，在核心目标的驱动下，致力于描摹早期城址的准确图景，而不会陷于精确的细枝末节。琳达·尼古拉斯凭借强大的空间感知能力与精湛的地图绘制技术，在绘图以及资料记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团队也竭力为美方提供带有拼音的中文地图以及各方面的便利和帮助。文德安虽然学习的是中国考古，但初来的她中文进步很慢，所幸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友善，会耐心纠正她的发音。
1998年，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两城镇遗址发掘。对于美国学者来说，中国的发掘方式较为陌生。“由于西方文明、中美洲文明等都是采用石构建筑，而中国的传统居住形式是土木结构，古代遗迹大都被掩埋在土地之下，考古学家需要从土中找土、土中变土，考古发掘的难度极大。然而，经过摸索和适应，美国学者在日照的发掘中逐渐掌握了黄土发掘技术。”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说道，参与项目之时他还是山大考古系的学生。
反过来，外国学者也带来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应用。美国加州大学的布赖恩博士采用地磁方法探测了地下遗迹的分布情况，拉米诺土壤研究所的迈克博士对土壤的微形态进行了分析研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植物考古学家克劳福德引进第一台浮选仪，开启了项目科技考古的新篇章。
在长达30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中，中美联合考古队涉足3800平方公里，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发现超过6000个聚落，揭示出上迄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下至距今2000多年的秦汉帝国这一长达五千多年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为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秦汉王朝统一过程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资料。
在文德安的积极推动下，该项目先后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亨利·路易斯基金会、国家地理学会等重要国际性基金会的支持。这一考古项目也入选了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对我国早期文明探源影响深远。
田野中的磨合与互信：重塑关于中华文明的认知
三十年的时光并不如烟。有初来乍到的文化不适，也有生理上的水土不服。中美团队在工作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最为明显。方辉提到，中国学生习惯清晨7点开工，西方团队则遵循9点上班的惯例；农村旱厕和住宿条件也让美国学生难以适应......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双方都在小心避免文化冲突，在不断磨合之中谋求共识。
风餐露宿的田野工作，最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特殊的情感纽带。“每个人都坚持协作完成任务，团队成员都很有幽默感。即使出现方法论分歧，大家也始终保持相互尊重。这对田野工作很重要。而双方这种默契至今未变。”文德安说。
对于文明的敬畏也让大家轻松地找到了共鸣。加入项目时刚刚本科毕业的王芬，如今已经成为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的院长。“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化，十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度非常强。因此，我们很容易能跨越国界，与美国同行取得共识和默契。”王芬说。
深入、持久、全面的国际交流，给双方的学术研究都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机遇。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学者对于全球考古的兴趣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参与发掘工作，投入到中国与世界各个文明早期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当中。“中国学者变得高度重视田野工作的严谨性和对材料的科学分析。”文德安说。
美国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早期中华文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多样性。琳达·尼古拉斯介绍说，西方学界对中华文明的普遍存在“中原中心”的观点，强调中原地区是发源地，逐步辐射至其他地区。“但我们发现，在龙山文化早期，沿海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分明的聚落体系，与山东西部地区的龙山文化完全不同。”
特别是在中国考古长达30年的特殊经历，极大改变了这些美国学者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加里·费曼表示，来中国之前，自己对早期中华文明的了解相对有限。当时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大多基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或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始终是高度专制的。但自己在实地考察中却发现，中国的治理模式以“善治”为核心，强调统治者对人民的责任。
三十年合作影响深远：提升中国考古的国际视野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中美联合考古项目中，美方专家在亲自参与的研究中，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鲁东南区域考古信息的出现，改写了国际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的文明，其早期文明的研究缺少区域概念和区域性数据。而在联合考古中，考古学家通过聚落考古发现了各个层级的区域组织，这使中国和西方文明能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对比。”方辉说。
依托鲁东南考古的新发现，中美学者联合在英文期刊上发布了关于鲁东南项目的研究成果，大量西方学者通过这个项目了解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世界考古学前沿也因此出现了关于中国的声音和信息，这大大提升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早期社会的研究和看法。
三十年来，区域系统调查在中国的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聚落考古的理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深刻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凝结着聚落考古研究的结果。
尾声
陶鬶，有三个空心袋足、鸟喙状流口，颈腹由提梁链接，是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栾丰实、方辉和王芬三人，不约而同地都选择用它来比喻中美联合考古经历的30年风雨。
“因为生产这样一件器物需要协作，要生产三个袋足、提梁把手和鸟嘴一般的流口，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中美是一个整体，但是又各有分工，虽然合作的过程很复杂，但只有集体的力量才可以完成。”
陶鬶的三个足，正好呼应上了中美联合考古30周年的时间节点。它吸引了一批考古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作出了最好的示范。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鲁东南中美联合考古，不仅重塑国际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提供了新的视角，成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注脚，更也秉承着实证精神，直接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前沿的紧密链接，促成了一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