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与实践协同：区域国别研究与战略传播的动态互构

近年来，围绕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国内学者对战略传播的共性特征、实现路径、协同机制、国外战略传播发展史进行了诸多研究。这些成果在研究对象上聚焦国家行为体和大众传媒、文化外交主体;在内容上聚焦部署思路和流程优化，回应了战略传播实践中的诸多命题。不过，有关支撑战略传播的知识基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阐发。

战略传播并非一时的战术应急行动，而是着眼于长期交往基础上的价值观嬗变。围绕战略传播需求，一国知识界应以何种知识体系提供支撑?这是关涉中国的战略传播何以实现价值超越和效力提升的基础问题。面对全球丰富的区域和国别，战略传播不仅涉及机构重组、内容策划、社媒推广等具体问题，还面对更具整体性、底层性的议题：在全球图景中，亚非拉曾被遮蔽的主体性何以得到揭示?中国的战略传播何以成为全球南方重塑既有话语的引领性、协同性力量?在回应这些问题时，新近设立的区域国别学科能够通过有关域外世界的认识论和知识框架提供诸多助益。

本文将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的历史超越性切入，分析区域国别研究与战略传播如何实现知识—实践的动态互构，进而探讨提升该协同效果的实践进路。

一、中国特色战略传播的历史超越性及知识需求

塑造并影响有关本国的全球认知是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命题，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将国家意志、知识体系、传播战略相统合的实践。回溯其中所呈现的世界观念和文明主张，有助于甄别其历史局限性，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供对比、反思之参照。

19世纪，欧洲各国在划分殖民版图的过程中，推动了殖民地区研究的科学化。在帝国扩张意志下，外国语言学、神学、医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通过勘探当地资源、研究种族特征、制造文化区隔为殖民开发提供了知识基础，还为宗主国政府、传教士、商人、殖民地官员提供了合法化话语。殖民掠夺在对内宣传中被塑造为提升欧洲生产力、加速工业化的现代事项，在国际话语中则被称为“到土著人民中传播文明之光”的“人道主义”责任——因而制造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尽管此时战略传播尚未进入各国官方文件，但国家意志对区域研究和“文明等级观”的传播统合，已初具国家主导、主体协同、认知转化的特征。

20世纪的战争和冷战期间，诉诸帝国战略和文化对立的理念进一步发展。除了学者们已关注较多的机构演变这一指征之外，有关美国战略传播的另外两个特征同样值得重视：其一，其战略传播始于更早的历史时期，“9·11”事件促进了该传统的强化和转型;其二，区域研究为之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但由于相关行动主要依托私人基金会、科研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因而在以往聚焦国家组织架构的分析中往往被忽视了。

二战期间，战争宣传急需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为此，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不仅按照区域重组了架构，还支持了大量外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和培训项目。战争结束后，大量曾任职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战略情报局的人员通过旋转门进入各大基金会。他们力推以区域研究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其中很多人成为了美国“文化冷战”的设计师。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战后担任该基金会主席的迪安·鲁斯克(Dean Rusk)二战期间曾参与美军在亚洲的区域情报工作。他倡导通过区域研究制定针对亚非拉的发展援助和宣传计划，以彰显西方模式的优越性。该基金会在西欧、亚非拉资助了大量区域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不仅成为面向当地知识精英传播西方理念和冷战主张的智识力量，还为美国“文化自由大会”等机构的“文化冷战”提供了隐蔽的传播渠道。

德国、日本等国同样通过对知识体系的功能主义重塑，使之与战略传播建立配合。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围绕东西方对抗的目标，开展了大量针对敌对地区(苏联、东欧)的研究，民主德国为了争取国际外交支持则主要面向亚非拉开展研究和传播。从战前的日本满铁调查部到战后的东方学会等所开展的东亚研究、中国学研究，不仅为日本区域主义理念贡献了大量概念，也为日本美化侵略、文化渗透以及战后修复国际形象提供了知识支撑。

以上简要探讨有助于理解区域研究在各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所承载的作用。一方面，自帝国扩张时期，区域研究便灵活参与并支撑了各国域外知识的需要和传播目标。贯穿其中的“文明等级观”和“传统—现代”二元论倡导对“落后”文明的占有、同化和改造，传达了一种隶属性和依附性的霸权交往逻辑;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战略传播内嵌于其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整体行动之中。区域研究机构和学者成为联络各国知识精英、密切社会科学界交往的重要力量，这本身也构成了战略传播的有利环境。

与此同时，上述分析也凸显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不得不面对的霸权文化遗存和全球知识境况——解构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正是中国的战略传播应有的历史超越性所在。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性倡议并非仅为了促成短时的舆论联合，亦非仅聚焦自身发展议程的价值输出，而是立足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并力求达成长期性、底层性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共鸣。因而，与之匹配的战略传播，也应将中国主张与回应全球危机、解决全球问题的关切紧密结合起来。

这样一套战略传播体系，不仅需要传播主体的参与，也应同时伴随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建构。依托系统、全面、动态的在地知识，战略传播不仅将更加接近重塑认知的目标，也能够为中国倡议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效的支撑。更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以重构全球话语为愿景，意味着其不应无意识地复刻既有的西方知识框架。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有助于揭示被西方叙事所遮蔽的历史主体性，呈现多元文明的丰富景观，从而使中国的传播行动超越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达成更广泛的国际联合。

当前，域外知识的不足已显著制约战略传播的精准设计和效力发挥，重建全球叙事、转变国际认知迫切需要传播主体与区域国别研究主体的实践协同。

(一)作为价值基础和知识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旨在克服欧美研究对各区域国别的对象化、他者化，挖掘并呈现这些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沿着这一问题意识所开展的研究，将有助于为战略传播提供更具历史观的传播框架和更加精准的文化洞察。

隐含在各国战略传播的功能主义架构之下的，是对全球历史进程解释权的争夺。“西方中心主义”既是一套信条，更是一套精雕细琢的传播模式、一个构建的整体。

不论是欧洲博物馆对殖民历史和古典文明的浪漫化，还是西方主流媒体对新疆的神秘化、猎奇化、污名化塑造，抑或其对经济后发国家采用的专制、腐败、落后叙事……无不体现出历史观的傲慢与偏颇：造成全球中心—边缘结构的根源被无视，各国自主性的发展被扭曲，而西方文明则被描述为世界历史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因此，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回溯地理大发现之前更久远的时期，阐明各文明在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和主体性，进而为战略传播的宏观部署提供更具底层性的史观支撑、理念内核和叙事基础。

文化语境的互通性和兼容性，是达成认知转变的关键因素。域外文化素养的缺乏，限制了各主体对外交往的能力和意愿，不利于实现“全政府、全社会”的战略传播格局。由于不了解非洲社会结构，出海企业常常难以处理与当地政府、部落、宗教等多元主体的复杂关系，与一方签署的协议常因与另一方的冲突陷入搁浅。此外，国内民众的域外交往兴趣亦与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角色显著错位。2024年我国的出境旅游中，非洲和南美洲在各大洲中位列末次，排名前20位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没有一个非洲或南美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已有大量有关各地区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的人类学“深描”。这些知识只有通过战略传播纳入对全社会的普及，才能真正激发民间主体的交往潜能和参与优势。

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并非空中的理念楼阁，而必须将之与各区域国别的实践建立桥接。为抗衡“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欧美提出了多项全球基建倡议，包括美国主导的“蓝点网络”(BDN)，G7峰会提出的“重建美好世界”(B3W)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欧盟提出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以及美欧联合印度、中东多国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EC)。这些倡议宣称由“民主国家”引领“全球高品质基建标准”，试图对冲中国的影响力。然而由于筹资不力、协调困难、地缘政治倾向突出，这些倡议至今项目落地寥寥、推进步履维艰，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诸多质疑。区域国别研究若能深入全球基建一线开展田野调研，将为阐明中外倡议在发展愿景和落地效果上的显著差异提供丰富的叙事支撑。同时，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地，同样需要依托扎实的田野调研，以事实、案例、数据、故事实现生动传达。

有效的战略传播既要基于通达的在地渠道，还应囊括网络化的传播节点和当地人脉。“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尚未普及网络设备，甚至不少国家尚在电力普及阶段。因此，战略传播如何克服聚焦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视野局限，部署与当地传媒业状况和媒体监管政策相匹配的“接地气”传播渠道，亟待区域国别学者与传播学者的共同探索。此外，各国智库、媒体、学者是战略传播所需的重要网络节点和行动依托。区域国别研究注重在对象国的长期文化浸润，以外语通、区域通、国别通、领域通作为人才培养目标。这样的研究者能够以其“文化共情”优势，搭建战略传播所需的在地人脉、机构等传播节点。

区域国别研究往往聚焦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某一领域(如政治、经济等)，因而其知识体系常常陷入碎片化、零散性的困境。而战略传播所强调的全球性、战略性、网络化思维，恰有助于通过跨学科整合驱动知识生产的整体性。

1.“全球—区域国别—国内”的跨层次传播部署

要真正实现“意义构建—认知争夺—战略认同”，战略传播需要以系统性的哲学思维促进意义的整体建构，并从以下三方面调用和整合区域国别研究：将有关全球危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注入战略传播的宏观框架，将区域国别在地知识纳入战略传播的叙事体系，将域外多元文明的生动知识纳入国内传播和大众普及的知识行动。通过回应全球问题、挖掘多元叙事、构建国内认同三方面的整体部署，不仅有助于克服对西方议题的被动回应和认知转化中的零打碎敲，建构对中国国际行动更加友好的舆论环境，而且能够为国民的全球化素养提供知识供给，激发民间主体参与战略传播和跨国交往的兴趣与意愿。

实现传播“一国一策”的关键所在，正是需要依托在地知识和实地调研，使传播策略与当地的政治语境、发展需求和社会心理形成共鸣。笔者曾多次赴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调研，访谈多国政府部门人员、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在非中企、文化机构、非洲民众。实地调研呈现出非洲社会对华认知的诸多复杂层次，例如，当地官员虽然肯定援助性项目的价值，但也期待更多带动当地产业的长期互惠工程;当地影视产业在技术、人才、市场开发方面捉襟见肘，迫切希望外来资本和经验的助力;当地民众对中国功夫充满兴趣，但对“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因其国内媒体的反华报道而误信有关中国企业的谣言。要回应或扭转以上认知，传播主体需要真正了解其发展需求和社会心理，在尊重其主体性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分受众、多层次精准叙事体系。

我国的“出海”企业与当地政府、商界和民众联系紧密，常常能基于区域国别洞察开展创新性探索。然而，这些行动未能从战略传播视角统筹利用。例如，在被誉为“非洲长跑之乡”的埃塞俄比亚，中交集团联合该国奥运金牌得主海里·格布雷塞拉西发起的“亚的斯长跑接力赛”已成功举办18届。该活动在中企承建的道路上以推广“道路交通安全”为主题举行赛跑，不仅传播了当地体育传统，助力了交通安全宣传，也加深了中国企业与当地民众的情感连接。遗憾的是，该活动既未得到国内外的传播，也未能推动中埃两国文化、体育、旅游机构的联络。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倡导超越学术圈层，将外事部门、“出海”企业、涉外人员的经验纳入该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这一导向与战略传播对典型经验和主体创新的需求相一致，应成为未来实践联动的重点关注方向。

态势动态跟踪、意见领袖联络、舆情应急研判是战略传播部署中的难点之一。当前，我国主流媒体的欧美分社/分站人员虽相对充分，但在非洲、拉美的人员部署有限，甚至一个驻外记者需负责5至6个国家的报道工作。紧缺的人员尚难以充分跟踪各国动态，更无法开展深度研判。区域国别研究者长期在对象国访问学习，以参与式观察研究当地局势，紧密联络国外智库学者。在国际舆情和争议发生时，若能实现媒体、智库、学者的跨国联动，以学术研讨、专家访谈、发布白皮书等方式参与国际舆论，将有助于尽快介入国际话语。同时，区域国别学者的研究分析，还可以通过主流媒体、使领馆等渠道积极反馈，为国内决策提供实时支撑。此外，综合线上线下的效果监测(如社交媒体舆情分析、线下受众调研)，能够对传播策略进行验证和调整，进而形成“研究—传播—再研究”的协同循环。

战略传播在我国重塑国际话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近发展的区域国别学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知识领域提出的重要命题。两者的深度协同，将有助于避免域外知识生产与对外传播实践的割裂。这一动态互构体现了我国知外能力建设“知”与“行”的统合：对域外世界的深度认知经由战略传播转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这既有助于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全球场域中动态检验和完善该知识体系，也有利于夯实战略传播的底层观念和知识结构，使中国的战略传播真正服务于塑造新的知识格局与传播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战略传播的“知识—实践”协同面临着一些显著困境，迫切需要相关主体通过跨学科协作、跨国知识联合与动态知识更新，构建兼具历史超越性与实践导向的协同机制。其一是重塑既有国际知识—传播秩序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新的知识体系和传播体系无法以颠覆性方式替代既有秩序，而只能在与既有国际话语的参与、对话、互动中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把握好传播战略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平衡性，通过区域国别研究真正阐发各国的主体诉求，寻找适于传播的发展共识和文化共鸣，避免陷入狭隘的国族中心主义思维;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寻求全球知识界的联合。知识协作在全球南方的话语博弈中扮演着精英触达和影响大众意见的关键角色。区域国别研究者深耕当地社群，因而应成为跨国知识联络和跨国传播协作的有机力量。

其二是此协同过程对既有学术研究范式和传播范式提出的挑战。一方面，对域外世界的整体性认识需要以跨学科协作来达成。这意味除了新闻传播学和区域国别学，还应融合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人类学、数据科学等诸多学科。而如何打破学科壁垒，真正以深度合作促进域外研究和战略谋划，仍需调动各学科主体的参与意愿与创新潜能;另一方面，战略传播所需的动态性和时效性既要求研究者紧跟区域国别政治经济变化，又要求传播行动者将之尽快转化为指导内容生产、文化交流的具体方案，还需要双方在动态沟通中调整和优化研究方向和传播策略。尽快探索并推广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亦是提升战略传播效力的重要方面。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既非复刻美国的传播路径，亦非效仿任何国家的架构蓝图，而必须基于中国的全球愿景重塑全球认知的秩序。传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同步搭建，将有助于超越对某一国际议题舆论反应的短暂效果追求，真正为长期性、底层性的全球认知秩序重塑和发展共识的达成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