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需要树立战略传播思维。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一个跨学科和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概念，具有目的性强、目标对象精准、政府掌控度高以及强调战略认同等特点。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数字时代，如何以更精准、更生动的方式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一、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传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全球传播生态重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提供机遇

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适配“全球南方”的信息期待。数字技术正在日益消解传统媒体时代的中心化传播格局，“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关系模式逐渐被“信息影响权力分配”的模式所取代，这也为我国的战略传播带来了新机遇。抖音、小红书等中国数字平台，以及5G等数字技术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为中国提供了“去中介化”的渠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技术变革中创新“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叙事，完成南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在地化转译”。

“全球南方”国家对非西方的现代化路径仍存在“认知赤字”。长期以来，世界现代化叙事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掌控，但其无法涵盖世界多元主义的实践。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及其战略叙事的关注度逐渐提升。比如肯尼亚《东非人报》称，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非洲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以战略传播思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世界，可以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参照，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演进。

(二)西方国家依托数字霸权构建系统化的战略传播体系

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更加面临紧迫性。近年来，西方国家依托数字霸权构建起高度系统化的战略传播体系，利用算法推荐、社交机器人、信息操纵等技术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并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形成叙事压制，“赛博东方主义”(Cyber Orientalism)和“技术东方主义”(Tech Orientalism)叙事正在加速蔓延。2020年，美国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明确提出将实施“全政府”(a whole-of-government)战略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安全挑战”和“价值观挑战”。此后，美国开始加速整合政府机构、社交平台、非政府组织、跨国媒体和智库，在数字空间形成高度协同的舆论战体系。在这一体系运作下，美国试图在国际舆论场主导“中国模式”的定义权，塑造中国负面形象，搭建“民主-威权”叙事框架，迫使中国成为数字时代的“他者”。

这种“数字他者化”是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战略构筑的。第一，在战略设计上，西方国家加强地缘政治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2021年后，地缘政治基础设施倡议迅速扩张。欧盟推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战略，“七国集团”(G7)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议，日本调整“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PQI)战略。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战略设计，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进行系统性干扰和遏制，意在降低中国声音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印太地区的传播力，并积极塑造和改善他们所需的国际战略环境;第二，在战略设施上，借助硬件和软件设施，强化西方话语体系，打造和输出所谓“普世价值”的共识机制。硬件包括通信卫星、海底光缆等先进技术设施，软件包括国际媒体集团等话语资源。虽然部分西方技术和设备已被中国赶超，但其话语体系依旧强大，借助这些战略资源，西方国家仍然可以实现其战略传播的同频共振;第三，在战略工具上，美国奥巴马政府最早开始了本国战略传播的数字化转型。其利用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技术进行精准传播，开创了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时代，实现从传统软实力向战略传播的转变。他们把社交媒体作为国家战略的工具，在外交政策中引入国际社交媒体和目标国家社交媒体，绕开传统外交渠道和所在国政府审查，与外国公众直接互动，并通过情报支撑、舆论压制等方式，加强面向与其核心价值观不符的国家开展信息战、舆论战。

二、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传播面临的瓶颈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仍然受西方数字平台制约，也可能遭遇算法黑箱下西方数字平台的内容限流难题。第一，西方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掌握着信息分发权，这将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全球曝光度。算法平台往往根据西方的舆论偏好放大某些涉华议题，如“经济掠夺论”“科技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而对中国经济“光明论”却置若罔闻;第二，算法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新闻摘要和标签，负面描述中国。比如唱衰中国人口红利，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加剧，经济繁荣已经结束，污称中国能源开采加剧全球变暖等，削弱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效果;第三，算法平台会优先向国际受众推荐可能引发强烈情绪的内容，加速针对中国式现代化负面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和情绪渲染。如炒作中国电动汽车“监视”风险，煽动对立情绪，加速争议性话题的传播。

中国研发的数字平台面临地缘政治打压，被部分西方国家炒作威胁国家安全和数字主权。当前，全球数字平台的运营不仅仅由市场决定，也受国际政治关系影响。对数字平台的管控超越了单纯的科技监管，已成为经济战和信息战的体现。2020年，印度以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为由，封禁了59款中国应用程序。2024年，美国通过对TikTok的“不卖就禁”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对TikTok的控制权。这些国家看似是出于数字主权和国家安全考量，但实际上体现了数字保护主义。这些方案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抗所谓的中国“技术扩张”，并以此保护本土科技巨头。

在大国博弈的场域中，谁掌握了关键技术，谁就掌控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成果在多个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但这些技术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制度性权力。全球科技标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机构所制定，它们不仅制定技术规则，也承载着技术传播与价值观输出的功能。在这一体系中，规则设定者往往具有先发优势，能借助技术标准嵌入自身话语体系，将物质性技术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制度，使其技术模式成为“全球通用范式”，从而巩固认知霸权和话语合法性。

技术标准作为制度性事实，其传播效力取决于国际社会的认知与认可。为限制中国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机构中扩大影响力，增强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和竞争力，2023年，美国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该战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增加对标准化研究的投资;第二，加强对标准化制定活动的参与;第三，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第四，与盟友加强有关国际标准议题的沟通。此后，美国多部门协同组建“关键和新兴技术快速行动小组”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落实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力图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建立起全球领导力。这就迫使中国的技术方案陷入“双重解码”的困境，既要证明技术效能，又要解构西方标准体系的文明预设，削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效能，使得中国方案的解释力和可信度受到影响。

(三)内容生产与“Z世代”“阿尔法世代”认知图式的断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还面临着与“数字原住民”的认知适配挑战。当前，“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对于他们来说，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词汇较为宏大，离他们的数字化日常生活实践存在差距，其背后体现的是制度性话语与数字时代青少年认知图式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表达方式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更趋向宏大和整体性的话语结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推进。而“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的认知图式建立在Web3.0的分布式叙事架构上，其信息解码遵循“先碎片-再聚合”的路径，“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在传播场域中更依赖模因、“二创”视频等非线性表意符号;二是时间感知的代际差异。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用40年走完200年工业化之路”的“时空压缩”特性，强调历史连续性的制度优势。而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则更习惯于瞬时性体验，他们的人生观更倾向活在当下、关注当下。对此，如何让制度优势契合数字原住民的认知规律，已成为突破战略传播瓶颈的重要命题。

三、战略传播视角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路径

(一)将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嵌入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

在战略传播视角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可以从议题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两方面着手。在议题普遍性方面，要选择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切的议题，如消除贫困、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议题与全球治理联接。在价值中立性方面，避免意识形态对立和可能引发的话语僵局，让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增强其在国际传播中的可接受度。

搭建跨文明的数字传播基础设施，形成“多中心分布式传播网络”，重点培育区域性数字公共产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叙事在全球话语体系中仍处于相对弱势。中国可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国际组织为基础，以区域性媒体联盟作为传播载体，构建更具去中心化和多极化的传播生态。一方面，支持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媒体合作，建立共享的内容分发平台，减少对西方媒体的依赖。通过元首外交、峰会宣言、媒体宣传等方式，推动共同的战略叙事;另一方面，通过与非洲、中东、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信息互通，形成独立于西方的信息传播空间。

(二)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国家话语嵌套，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借助中国自主技术平台，促进“使用即认同”“使用即依赖”。中国需要打造技术嵌入型话语权，通过自主技术平台的推广和应用，使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与全球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使用即认同”。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通过中国提供的数字基建、软件平台和技术服务，形成一条更加深度融合、长期互动的传播路径。让全球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体验并接受中国的技术标准、治理模式和发展理念，进而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与认同。比如，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帮助南非农业实现现代化发展、华为携手阿联酋电信(e& UAE)推动当地5G网络建设、TikTok凭借优质服务使海外用户产生“使用依赖”。在这一体系化建构过程中，战略传播的目标不再只是“讲好中国故事”，而是让全球用户“体验中国”。通过“使用即认同”，让世界现代化之路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更紧密的融合。

将中国方案与区域国家诉求相结合，形成“中国方案-区域诉求”的话语嵌套。可以从系统叙事、身份叙事、议题叙事出发开展战略传播。第一，系统叙事重在关注世界现代化体系的性质和结构，解构西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理论霸权中的战略叙事;第二，身份叙事需着重突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打造我国在国际事务和全人类共同议题中的建设性形象;第三，议题叙事则聚焦特定政策、规则和国际规范，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与当地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等相结合，在话语融合中产生新的共同意义。比如，在非洲地区，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叙事与经济伙伴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等概念相结合，有助于引导非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解决不公正问题。而在俄罗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叙事与其“卫国战争”历史相结合，突出反法西斯、和平发展主题，则更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要从全球发展倡议出发，将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与基建合作、数字化转型等全球国家的在地化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方案-区域诉求”的话语嵌套。

(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多元主体联动，实现战略传播协同化

鼓励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宏观战略-中观议题-微观故事”的立体符号体系。协同是彼此联动的要素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过程。在宏观层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将“一带一路”倡议、新发展格局等国家战略转化为具有全球价值认同的元叙事;在中观层面，聚焦全球性议题，将中国实践转化为“生态文明转型”“数字丝绸之路”等可跨国迁移的议题模块，通过多边平台实现主动设置议题，掌握话语主导权;在微观层面，创新“小而美”的中国故事传播，以文化遗产、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具象符号为载体，通过短视频、影视作品等新媒介形态呈现可感知的中国。

培养“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的“数字文化使者”，激发他们参与战略传播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地方-国家-世界”的层级结构被打破，新媒体促进了地方与世界的实时链接。“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在身份认同上是世界公民，作为文化中介者，他们更容易连接国际和国内两个场域，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时代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要解读“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喜爱的网络文学、电影、游戏、音乐等文化产品所体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借助他们通用的平台开展传播活动，促进民间创作融入国家叙事框架。要积极培育“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的“数字意见领袖”，形成“PGC+UGC+AIGC”的协同生产机制，在气候变化、青年发展等全球议题中搭建对话平台，突破传统外交话语壁垒。

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传播，还要建立智能化精准化的评估体系，通过整合多模态数据资源，开发舆情监测和预警系统，建立健全反馈机制，破解文化折扣难题。在此基础上，搭建全球治理协作网络，推动建立包容性数字传播规则，倡导数字时代“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