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博物馆外交：全球“Z世代”跨文化交流新引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博物馆不仅具有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更为文明传承与传播、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博物馆外交”的概念由此提出，它强调将博物馆视为文化外交的延伸，主张通过巡回展览、文物联展、馆藏交流等形式对外传播国族形象及其文化价值观。这种实践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当时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封建君主将对外出口和展出其个人艺术收藏品纳入本国文化政策，借此塑造国家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博物馆外交作为主要发达国家的普遍性实践，培植了年轻一代的跨文化兴趣。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因年轻时流连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其出任总统不久，便积极推动两国文化交流。

自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博物馆外交逐渐从政府主导、服务于意识形态竞争的政治工具，转向以全球治理和文化和解为导向、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跨文化对话与反思性空间。文化理论家玛丽·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提出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理论，为理解当代博物馆外交提供了重要学理基础。博物馆作为文化接触地带，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权力与话语协商的重要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物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进入数智时代后，虚拟展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拓展了博物馆的空间形态和功能边界，使其成为全球文化流动、认同建构和价值传播的枢纽。数智时代的博物馆外交有望成为全球新生代跨文化交流新引擎。

传统博物馆外交主要依靠文物借展实现文化交流与互鉴，而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的载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博物馆通过构建数字平台、介入社交媒体、开发人工智能专属应用程序等，搭建虚实结合的文化空间，大幅提升文化传播的效率与覆盖范围。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突破。传统巡回展览组织复杂、成本高昂且受到地理、经济和政治因素的限制。例如1963年《蒙娜丽莎》在美国巡展，不仅经过美国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两年的外交斡旋，更在苛刻的运输条件下由50名士兵和6名保镖全程护送。相比之下，数字平台克服了地域和时间限制，以较低成本将馆藏作品快速传播至全球各地。

博物馆通过数字平台开展文化外交的形式也更加多元，沉浸式技术的应用尤其引人注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不再局限于简单地文物展示，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媒介”，通过重塑观众与文物间的关系来重构参观体验。博物馆不再仅仅是静态的文物收藏和展示场所，而是转变为动态的全球文化交流中心。

尽管从18世纪晚期开始，博物馆就表现出极强的世界性，它允许游客在熟悉的城市中体验陌生世界。但传统博物馆外交中，博物馆往往单向决定展示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展示，观众则是文化内容的被动接收者。传统博物馆的叙事往往遵循线性发展的时间观，这种叙事往往隐含“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将西方文明置于人类进步的顶点。数字智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博物馆外交的权力结构，单极的文化投射正代之以扁平化的跨文化协商。

数智技术拓宽了文化交流边界，博物馆的权威阐释转向多主体交互式知识生产。受众从简单浏览藏品转为参与创建原生数字文物，甚至通过众包构建数字藏品。各国博物馆通过数字媒体平台、在线公共论坛、参与式虚拟导览、网络游戏等创新形式提供“对话式”的博物馆体验，为不同文化群体构建新的表达空间。例如英国伦敦博物馆开发的“公民展演者”（#citizencurators）博客项目通过众包采集奥运会集体记忆，将公众叙事融入博物展演。观众从单纯的文化消费者变为文化共创者，形成了大众参与型的博物馆外交新模式。

传统博物馆外交本质上是为了输出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服务于单一国家的利益。美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政部门积极支持现代艺术博物馆在英国和南美洲国家举办“胜利之路：国家战争进程照片巡回展”，展示美国形象。20世纪中叶，美国新闻署也曾利用博物馆展览作为传递特定政治信息的渠道，通过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艺术展传播美国价值观。这些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推进美国在国际冷战格局中的政治利益。美国新闻署甚至在国家美术馆设立了美洲事务办公室，以推进博物馆外交在达成国家战略目标方面的实效。1975年，时任总统福特明确指出博物馆外交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和“美国人民的利益”。

在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逐渐从服务单一国家利益转向关注和推动更广泛的全球公共议题，通过解决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更持久的跨文化联系。“美国空间”（American Spaces）和“博物馆连接”（Museum Connect）项目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转变。前者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学会的支持下，将女性赋权、社会创业和性别暴力等议题纳入博物馆外交实践。“博物馆连接”项目明确拒绝传统的展览导向模式，优先支持解决公民参与、歧视和性别问题等社区关键议题的合作项目，特别关注青少年和女性等群体。这些项目超越了国家利益导向，将博物馆从单纯的文化展演机构转变为文化关系促进者，使博物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共同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平台。

二、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推动“Z世代”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Z世代”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从一出生就处于数字环境之中，是典型的“数字原住民”。这一代人媒介素养高、信息获取便捷、跨文化交流能力强，同时追求个性化表达和情感共鸣。伴随数智技术的发展，“Z世代”已成为全球人口占比最大的代际群体，也是国际传播、文化消费和社会创新的关键力量。他们擅长运用社交平台、数字游戏、虚拟现实等新兴媒介，推动跨文化内容的流通与再造。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的新特征契合了“Z世代”的代际特征，也为其跨文化交流实践提供了全新可能。

（一）虚实交融的文化场域：满足“Z世代”沉浸式体验需求

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从物理展演转向虚实结合的文化空间，契合了“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的认知偏好。“Z世代”成长于互联网与智能设备普及的环境中，他们习惯在虚实交融的空间中生活，对沉浸式体验有着天然亲近感。传统博物馆中静态、单向的知识传递方式难以引起“Z世代”共鸣，而数智时代的博物馆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能够满足“Z世代”对互动性、视觉冲击和情感连接的需求。

作为在视听媒体环境下成长的一代，“Z世代”对视觉叙事有着强烈喜好，相较于文字叙事，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简明易懂又引人入胜的视觉化形式获取信息。数智时代的博物馆外交通过照片墙（Instagram）、海外抖音（TikTok）等平台发布的短视频、交互式游戏等视觉化内容，贴合了“Z世代”的注意力习惯。

当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几乎零成本地将全球文化内容即时呈现时，“Z世代”的文化接触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数字平台允许全球各地“Z世代”同时访问相同的文化内容，参与实时互动，甚至共同创造数字文化产品。这种跨越地理和时区的文化交流体验，培养了“Z世代”的全球文化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数字平台大幅降低了文化交流的成本和门槛，赋能更多处于资源配置弱势的发展中国家“Z世代”群体参与全球文化对话，实现真正的文化民主化。

（二）扁平化的文化共创：激发“Z世代”平等参与意识

“Z世代”抗拒传统权威，追求平等参与的机会，这与博物馆外交从文化权威到多主体共创的转变不谋而合。与其父辈和“80后”的千禧一代相比，“Z世代”对待全球化社会更加开放和包容，与异邦文化和全球社会存在更广泛的联结，也更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博物馆通过众包构建数字藏品、开发参与式虚拟导览、举办在线公共论坛，迎合了“Z世代”的思维方式。

“Z世代”对参与文化共创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博物馆外交从国家主导的官方叙事转向包容多元声音的平台时，能够更好地赢得“Z世代”的信任和参与。依托博物馆提供的各种参与式项目，他们能够贡献自己的视角和创意，将公众叙事融入博物展演，形成多元文化对话。这种从文化消费者到文化共创者的转变，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跨文化交流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此外，“Z世代”特有的碎片化信息处理能力也与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的多元表达形式高度契合。“Z世代”习惯在多任务环境中快速切换注意力，能够同时处理多种媒体形式的信息。当博物馆通过短视频、交互式游戏等多元渠道传播文化内容时，恰好满足了“Z世代”的信息获取偏好，使他们能够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接触不同文化，让跨文化交流变得更加自然和高效。

（三）全球议题的共同体：凸显“Z世代”社会责任意识

博物馆外交从服务国家利益转向推动全球公共议题，与“Z世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全球意识形成共鸣。“Z世代”比前几代人更关注气候变化、社会公正、文化包容等全球性议题。爱德曼民调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70%的“Z世代”热衷于“参与社会和政治事业”。他们往往将自我认同建立在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上，而非传统的国家或民族身份。当博物馆外交项目关注女性赋权、社会创业、性别平等等全球性议题时，能够激发“Z世代”的共情和参与热情。

“Z世代”在社交媒体赋能下正从隐性表达转向显性行动，从传统政治信息的消费者变成政治观点的生产者。与其他代际相比，“Z世代”更愿意公开表达对特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支持。这种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与持续的影响力使他们不仅是博物馆外交的重要受众群体，而且有望成为向更广泛的海外公众传播多元文化的中介。

“Z世代”更倾向于通过共同价值观而非国家认同来建立跨文化联系，因此基于全球公共议题的博物馆外交项目有望促进“Z世代”跨文化交流。当博物馆从单纯的文化展演机构转变为文化关系促进者，特别关注边缘化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和女性时，实际上创造了与“Z世代”价值观高度一致的文化交流平台，使博物馆成为“Z世代”携手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舞台。

三、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推动“Z世代”跨文化交流的海外经验

国外博物馆通过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构建共创表达渠道、应用无障碍与包容性技术、引导关注全球议题等手段，在推动“Z世代”群体跨文化交流方面形成了宝贵经验。

沉浸式体验是数智时代博物馆外交中最具突破性的创新手段。理论上，沉浸式体验以情境化、参与感和互动性为核心，能够打破观众与展览之间的距离感，充分契合“Z世代”热衷探索的文化心理，助其亲历异域文化与历史现场，进而激发其跨文化好奇心，形成跨文化共情的基础。

沉浸式体验依赖于搭建虚实融合的游戏化场景。德国德累斯顿技术博物馆的“萌趣凯蒂猫”（Kitty Q）密室逃脱项目，结合量子物理主题与流行手游IP，既为线下青少年提供团队合作解谜的空间，也通过手游联动、线上解谜体验吸引全球“Z世代”线上线下同步参与。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与知名游戏公司联合开发的“罗布乐思”（Roblox）火星任务游戏项目，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玩家扮演宇航员角色，沉浸式体验火星工程设计过程，成功将火星探索的科学知识转化为“Z世代”易于接受、乐于分享的社交体验。土耳其缪斯宇宙（MuzeVerse）博物馆以虚拟现实技术为全球用户提供穿越古埃及的沉浸式体验。其参与者可在虚拟空间中探索金字塔和尼罗河，领略远古文明风采。展览后的小组讨论与社交媒体分享，使跨文化体验转化为全球范围的情感共鸣与观点交流。这种通过沉浸式数字技术搭建的体验场景，为“Z世代”提供了无国界的文化新场域，推动了文化身份的流动与重塑。

沉浸式体验往往引发“Z世代”持续的线上交流。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自然视阈”混合现实体验展由微软公司与索拉工作室（Saola Studio）合作开发，通过专业设备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穿越至2125年，具身感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沉浸式的现场互动中，“Z世代”观众不仅与身边参观者即时交流体验感受，更在展览结束后将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分享到脸书、优兔等社交平台，围绕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危机等话题展开深度交流。

沉浸式体验驱动文化共情并不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与全球知名民宿网站爱彼迎（Airbnb）合作复原梵高《阿尔勒的卧室》油画场景。游客可通过爱彼迎、推特和脸书平台预定入住，沉浸式享受“置身于艺术品内部”的体验。这一做法打破“参观”与“生活”的边界，让艺术真正“住进”年轻人的日常，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了全球年轻群体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这种沉浸式体验驱动的文化共情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

“Z世代”更青睐开放性、去中心化、可参与的文化对话。国外博物馆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积极借助社交平台和用户生成内容，推动博物馆从权威知识输出者转型为多元文化对话的主持人。许多博物馆以短视频、挑战赛、互动问答等形式鼓励年轻观众生产内容。例如，荷兰国立博物馆在海外抖音平台以《夜巡》画作细节解读、艺术挑战等方式鼓励用户参与讨论和二次创作。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一系列艺术比赛，激励用户上传他们对艺术场景和画作人物的模仿视频。英国泰特美术馆则在照片墙发起“一分钟雕塑”挑战，邀请用户利用日常物品即兴创作、拍照上传作品，推动了“Z世代”参与者的跨文化自我表达。

博物馆官方账号主动下场，与用户形成“对话型传播”。例如，大英博物馆在照片墙和海外抖音发布展览预告、历史轶事、双关语笑话等内容，不仅降低了艺术门槛，还通过节日话题挑战（如复活节彩蛋）引导全球青年围绕文化习俗进行互动。其评论区更引发了来自日本、斯里兰卡等地的年轻观众对古印度文化的深入交流。与此同时，博物馆通过直播、跨平台联动等方式放大文化对话的深度与广度。梵高《向日葵》直播项目由五家博物馆联合向全球直播不同版本的《向日葵》，观众通过弹幕在评论区实时比较和辨析画作，实现了跨文化的知识共享。

数智时代的博物馆外交搭建起全球“Z世代”的“趣缘”社群。在这个虚拟的“趣缘”社群中，“Z世代”交流的内容甚至超出了文化和艺术品讨论的议题范畴，走向更广泛的日常生活领域。英国黑乡生活博物馆（Black Country Living Museum）在海外抖音平台发布历史场景短视频“19世纪50年代上班如何打卡”后，不仅引发全球年轻观众对19世纪民间日常生活的兴趣，还引发了不同国家用户自发分享各自国家的职场文化，形成“跨国打工人”的“趣缘”社群。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开发的角色扮演游戏《父与子》在满足年轻一代修复意大利文物的文化体验的同时， 更促使游戏玩家在谷歌商店（Google Play）平台交流游戏情节和游戏体验，形成了跨文化背景的游戏玩家“趣缘”社群。美国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更是在社交媒体设置“软体动物星期一”（#MolluskMonda）话题，用螺类冷笑话和披头士梗吸引“Z世代”参与讨论，评论区成为幽默与知识相混杂的文化交流社区。

在数智时代，博物馆推动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更关键的是技术赋能下的无障碍与包容性设计，后者使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群体都能平等参与文化交流。国外博物馆在无障碍技术应用方面不断突破，成为全球文化平权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一些博物馆针对视觉障碍群体，利用虚拟现实、3D打印、触觉科技等技术，实现“看不见也能感知”的艺术跨国交流。例如，捷克布拉格国家美术馆推出名为“触摸巨作”的虚拟现实项目，打造无障碍的艺术交流平台，允许视障群体通过Avatar VR手套“触摸”馆藏雕塑。美国阿蒙·卡特美国艺术博物馆推出“替代文本项目”（The Alt Text Project），提供可及性、包容性的线上服务，帮助残障人群突破语言与文化壁垒加入全球“Z世代”的跨文化交流与讨论中。阿蒙·卡特美国艺术博物馆还在线下展览中借助色盲眼镜或凸线图和大字标签等手段，为残障观众营造无障碍的交流氛围。

在听障和多语言需求方面，里约热内卢明日博物馆持续改进IRIS+聊天机器人，提供实时手语翻译和多语种音频描述服务，确保听障和非母语参观者都能获得个性化、无障碍的参观与交流体验。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采用生成式AI让动物标本“会说话”。这项技术不仅使动物标本“精通”20多种语言，还能根据观众年龄调整对话内容，极大提升了青少年观众对展览内容的理解深度和互动欲望。这些无障碍与包容性技术的应用，不仅打破了身体、语言、地域等障碍，也让青年残障群体成为全球文化共创的重要参与者，极大赋能了跨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和公平性。

数智时代的博物馆外交不仅关涉文化传播和艺术体验，更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项目激发全球“Z世代”对气候变化、生命伦理、社会包容、多元身份等全球性议题的关注、反思与行动。

博物馆将历史遗产与当下社会问题结合，激发青年群体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表达。例如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的“15摄氏度改变世界”（+1.5ºC Changes Everything）活动，依托气候变化主题，以对戈雅《阳伞》等经典名画的二次创作为契机，在社交媒体设置“气候行动成本与个人责任”议题，引发了“Z世代”对环保议题的关注。类似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则通过策划“死亡：生命最大的谜团”（Death: Life’s Greatest Mystery）等系列展览，引发全球青年对生命伦理议题的热烈讨论。

博物馆外交也注重“集体在场感”，通过志愿服务、策展合作等形式引导“Z世代”对公共议题由线上讨论转向付诸实际行动。例如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与曼彻斯特博物馆携手打造的“合作志愿者服务计划”，线上招募年轻志愿者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跨文化、跨地域地为全球孤独症患者提供帮助。如今，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博物馆还纷纷与难民背景青年合作，通过联合策展、共创展览、社区协作等方式，放大难民的声音。这些项目不仅帮助难民青年在身份认同、语言能力、社会融入等方面获得成长，也让主流社会观众更直接地聆听和理解难民群体的真实故事，促进了知识权力的下放与社会公正的推进。可见，博物馆外交已成为全球议题的“共鸣场”。它引导“Z世代”以全球公民身份参与讨论与行动，把文化交流延伸为价值观碰撞与未来行动的策源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变局背景下中国对美战略传播转型及路径创新研究”（22CXW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