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自2024年7月《延河》杂志刊发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提及“新大众文艺”理念后，社会各界对此持续展开讨论，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的理论阐释与文化解读热潮。
作为一种文艺新现象和潜力无限的新形态，“新大众文艺”正成为人民参与文化创造、体验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日前，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理论、现状与潜能”主题论坛上，来自高校和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联系“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渊源、人民文艺的理论内涵、媒介变革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新大众文艺”的产生前提、叙事机制、革新意义及其对文艺评论和学科建设所提出的挑战等议题。与会者认为，“新大众文艺”是人民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新时代人民文艺的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应进一步厘清“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范畴，并以此为契机整合历史经验与现实议题，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艺的发展繁荣。
对“新大众文艺”的探讨离不开对大众文艺历史脉络的梳理。《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李云雷基于三条历史理论脉络分析了“新大众文艺”产生的原因，强调“新大众文艺”面临新时代的一些新现象、新创作主体和新创作媒介，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理论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齐晓红结合对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研究，对“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展开历史追溯。她提出，新的技术和媒介带来很多便利，让“新大众文艺”能够突破传统艺术的边界，艺术形式更加多样化，并更多地容纳和表达大众意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太光认为，“新大众文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理论概念，我们今天需要“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可为文艺秩序的重构和文艺的发展提供宽泛的实验场，探索更多新时代人民文艺的生态和形式。“大众文艺是中国共产党构建人民文艺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比如延安时期经过革命文艺改造后的《兄妹开荒》等都是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作为党领导文艺的重要经验，在今天也可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提供启示。此外，新时期以来文艺领域曾出现人民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流失、淡化的现象，比如一些专为评奖、为专家而创作的小说、舞台作品等。”在鲁太光看来，“新大众文艺”从某种意义而言，也让我们站在更具包容性的范围内思考人民文艺这个概念，从而更好地建设新时代的人民文艺。鲁太光还以“沂蒙二姐”、王计兵的诗歌，范雨素的小说为例，指出随着新的业态、新的文艺群体、新的情感结构等的出现，人民文艺的概念也在扩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亦水说，“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是基于媒介技术变革的角度提出的。近年来，从《黑神话：悟空》游戏出海到今年初票房火爆的《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些融合新技术、新媒介的大众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目共睹。她同时表示，“新大众文艺”首要立场应是以人、以艺术审美为中心，以文化价值为追求，要警惕那种“唯新技术论”的取向以及追风带来的艺术审美同质化和传统文化特色缺失。
“‘五一’回老家，突然发现我妈妈再也不看电视了，只看手机，包括刷短视频、买东西等。她已经60多岁，文化程度也不高，生活在湖南中部一个小城里，你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媒介变革留下的痕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石岸书由家人的例子切入，指出“新大众文艺”是过去30年媒介革命持续进行出现的新的文艺形态，并认为这一概念是对现实媒介完成态的敏锐把握，非常具有启发性。但他也提出，对于“新大众文艺”形态的讨论依然存在一些尚未展开的维度。另外，“新大众文艺”还涉及文化生产的组织变革问题，新的社会化、市场化的组织形态会引导今天的文化生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新的把握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方式。
“相比阅读的大众化，更大的转变是创作的大众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玉玊倾向于认为，“新大众文艺”更重要的功能是认知、交流而非审美。为此，她结合一些新媒介技术条件下的创作支援工具，探讨了在“人人都是讲述者”的当下，如何让更多人更加轻松地去创作和分享他们的故事。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李强则将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具体到文学研究的坐标，认为就网络文学的兴起而言，文学大众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分众化的过程。他指出，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孕育或创造人和人之间的细致关联，不同的文艺资源可以在共同的媒介环境中建立起新的连接和融合，比如北京皮村工友之家成立的新工人文学小组，背后就有着协作集体的、连接式的新的共同体的塑造。他认为“新大众文艺”中常被提及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更多体现在人们可以在共同的语境中通过对话和互助形式，创作出有价值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