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溯源与时代解码

【学术成果】时间:2025-09-27      来源:中国文化报      

中国玉文化是中华文明最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社会制度和审美体系。中华民族有着漫长的寻玉、赏玉、用玉、藏玉历史,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中国玉文化是中国玉器发展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既包括玉器物及其外在美的形态,也包含丰富多彩的玉文化精神形态。中国玉文化滥觞于新石器时代,示踪着中华文化灿烂多姿的演化进程,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佐证。其中,玉礼制度、玉德伦理、玉器技艺为其重要内涵,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理念与精神特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玉礼制度:玉文化对政治秩序的自主性建构

中国古代玉礼制度实现了自然物玉器到礼制符号的自主性转化,赋予了玉器超越物质属性的文化自主性。玉器作为礼制符号被运用于早期权力秩序的自主性构建。玉器在新石器时代就被先民用作沟通天地神灵的媒介,寄托着人们对邦固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祈愿。二里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玉琮、玉圭等均是古代权力的象征。这些玉器在祭祀、墓葬仪式中使用,将自然神权与人间权力结合,建构了“神—王—民”的等级秩序。

随着中华文明演进,玉器的文化功能转向国家治理领域,成为正君臣之名的符号性器物,产生了形制功能多样的玉礼器。玉器是中国最早的礼器之一,是中国古代礼制的器物表征。周代礼乐制度将玉器纳入系统化政治框架,规范玉器的形制、用途和使用场景,玉器成为昭示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文化符号。玉圭用于朝聘,玉璋用于军事,玉器的形制、尺寸、纹饰与使用者的身份严格对应,比如《礼记·玉藻》载“君在不佩玉”“居则设佩,朝则结佩”“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形成涉及空间、方位、权力层级的系统礼器分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玉礼器在祭祀、盟誓、册封等仪式中的使用流程亦被制度化。周朝起,玉礼制逐渐构建出关于“天地、王臣”的系统化政治秩序。至宋朝,王臣用玉与世俗民间用玉并存,文人佩玉形成士大夫文化圈层,玉礼制对政治秩序的建构范围进一步扩大。

玉礼制度通过物质符号的自主性转化、制度化的规范建构实现了对政治秩序的深层塑造。玉礼制的推行既彰显君主权威,也规范君臣行为,强化对尊君护邦、济世安民思想的认同,承载着公天下、为社稷的政治理想;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崇尚为君之德,包括仁、明、勤、信、勇等内涵,为臣之德,包括忠、廉、勤、信、谦等内涵,推动上至君臣下至民众的伦理道德自觉,在构建礼仪之邦、和天下的政治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玉德伦理:玉文化对价值体系的能动性表达

中国古人将玉的自然属性与人文价值融合,主动赋予客观存在物以意义,构建出一套独立于器物本身的道德范式。这一过程体现了文化的能动性,表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文化认同。

中国玉德伦理起源于玉的自然属性向人文价值的能动转化。中国先民对玉的自然属性进行抽象阐释,将玉的温润、坚硬等物理特性类比儒家思想仁、义等精神理念,形成“玉德学说”。春秋至东汉,先后出现玉有“九德”“十一德”“七德”“六德”“五德”论。如,孔子论玉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格。玉德伦理传播了儒家思想,表达了中国先民对道德理想的崇高追求,玉器成为传播中华道德文化的重要载体。

玉德伦理衍生了物质符号到精神范式的能动转化,玉器从物质存在升华为精神象征,通过“以物载道”使玉器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载体”。《诗经·秦风》中提到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将玉的品德视为君子人格的典范,使玉器成为士大夫阶层修身养性的精神寄托。这种转化使玉德伦理超越了器物本身,促进了道德规范建构和社会道德教化,衍生出由道德“玉化”至道德内化,再至文化自觉的独特道德文化范式。

玉德伦理在承载社会价值体系中还体现出能动性调适,不断吸纳新文化滋养,实现符号意义的更新转换。如和田玉被赋予高洁品质、仁爱精神、坚韧意志等寓意。以玉比德、以玉养性逐渐成为亘古通今的文化传统。

玉德伦理通过将自然物质符号转化为道德范式、制度化为社会规范、抽象化为精神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特质。其能动性不仅体现在对儒家伦理的支撑,更在于其通过历史实践不断自我更新。这种主体性表达,使中国玉文化超越了器物层面,揭示了中华文明“以德立人”的精神根基。

玉器技艺:玉文化对审美范式的创造性传承

中国玉器技艺的传承不仅是技术的延续,更是动态的审美范式创新过程。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琢玉到当代玉器创作,中华民族传承着天工合一、器以载道、德艺双馨的独特审美范式。

天工合一是中国玉器技艺审美范式的核心理念。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璧不作过多修饰,用简洁的几何造型,奠定了早期玉器天工合一的审美基调。商代玉器灵活运用龙凤纹样,唐代玉器动植物纹样盛行,富有浓厚的自然审美特征。宋代玉器竹纹、梅枝等自然意象传递清雅之美。明代以大块玉石雕琢山水楼阁,将绘画意境与玉石的天然纹理结合。清代玉雕突破尺寸限制,创造了气势恢宏的大型玉雕,描绘了人物、动植物与建筑物共处的美好图景。在现代,仍有好玉不雕之说,尊重天然的审美风尚,尽显原料质美。

器以载道是中国玉文化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理念。通过玉器的制作与欣赏,国人将对自然的观察与对人文的思考相结合,形成对“道”的理解。比如,玉琮的圆形造型象征天圆,方形造型象征地方,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现代玉雕艺术家将传统玉器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创作出既具有传统美感又符合现代审美的玉器作品,器以载道的形式被不断创新。

德艺双馨是人们在玉器创造中的理想追求,体现了技艺与道德修养的统一。《诗经》载“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们在雕刻玉器时,不仅需要掌握精湛技艺,还需具备高尚道德品质。中国古人在创造玉器的审美范式中,形成了“德艺双馨”的艺术创作理想并传承至现代。

中国玉文化在世界各国用玉史中独树一帜,其中蕴含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范式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玉文化不仅为世人提供了探析中国人文化心理和审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独特视角,还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汤凡渺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傅安洲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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