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三重阐释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内涵广博、意义深远，其独特意蕴体现在理论、实践、文化的三重维度之中。这一文明观在理论建构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在实践探索中凝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与目标追求，成为具有独特时代坐标与鲜明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在文化继承中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华，成为具有丰厚历史底蕴与坚实文化根基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在广泛吸纳与深度融合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明观。这一文明观不仅为世界文明图景增添新色彩，还为推动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合共生贡献理论力量，更为世界其他地区实现传承发展本民族文化与促进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有益借鉴，从而展现出独特的世界意义。

正文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系列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议题始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关切与深入探究的内容。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和社会开化状态的重要标识，文明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单位。文明观是人们关于文明本质特性、文明发展矛盾、文明演进规律等一系列问题的一般看法与核心观点。现代化进程标志着人类文明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一进程催生了全新人类文明形态并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孕育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要的文明观，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还构建了一个赓续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场域。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内涵广博、意义深远，在理论、实践、文化三重维度上展现出鲜明特性与时代品格。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融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华，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历程中孕育发展的独特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既体现着传续中华文明与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自觉，又蕴含着统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实现“五个文明”整体推进的系统方略，更锚定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使命。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在多重维度的展开过程，凸显了这一文明观的世界意义。

从理论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之独特意蕴，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未曾以专题论述的形式系统构建文明观，但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持续探索，却构成其学术生涯的一条鲜明主线，尤为表现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上。可以说，他们对人类文明发展演进过程的深刻审思，既为我们奠定了文明研究的基本框架，也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兼具民族文化主体性与世界历史意义性的新型文明范式。

近代以来，诸多西方学者对文明发展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但他们的研究路径普遍受到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观念的束缚。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经由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全球泛起“西化”之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典范，这种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预设反映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家对文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卢梭以历史进步与道德尺度的矛盾性意指文明发展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诗人认为令人类走向文明同时也走向毁灭的，是黄金和白银，哲学家则认为是铁和小麦”。黑格尔以理念与激情的矛盾性来分析世界迈向完善的历史过程，“理念是实质性的力量，但就其自身来看只是普遍的东西；它由以实现自己的劳力，则是人的种种激情”。弗洛伊德以社会进步与个体自由的矛盾性来揭示文明发展的复杂性，“文明进步的代价是通过提高罪疚感而丧失幸福来付出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演进过程蕴含着人性与进步的深刻冲突。尽管上述思想家通过分析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关系，认识到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但遗憾的是，他们错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模板，也就未能认识到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恩格斯以超越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世界视野，通过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把握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这种世界视野植根于对不同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性理解中，深藏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文明发展规律是就人类文明整体发展历程而言的，具有一般性与统一性；文明发展道路是就不同文明形态的具体发展模式而言的，具有特殊性与多样性。文明发展规律不是跃居文明发展道路之外的抽象物，而是体现在诸种文明发展道路之中。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误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特殊演进过程等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性进程，混淆了特殊性的发展道路与一般性的发展规律，继而陷入西方优越论的幻想中。马克思立足于世界视野，深入考察了不同文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多样性。除了考察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还在早年多次就东方社会问题进行评述，更在晚年基于俄国社会状况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经典设想。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iedrich Lessne）在回忆马克思时写道：“他非常重视当时俄国的运动，赞扬那些为研究和传播理论著作而忍受巨大牺牲的俄国人。”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深入剖析了中国革命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过程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继而明确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俄国革命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影响，“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可以说，我们以世界视野纵观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便可发现文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植根于具体文明的发展道路之中，继而超越了线性发展观。

基于对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深刻省思，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特性，揭露这一文明形态所蕴含的内在悖论。资本的文明作用关涉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内容，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形成了日益普遍的社会交往。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大成果。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所创造的种种成就只是资本增殖的附属物。在塑造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过程中，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终将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对此，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所带来的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进步。不同于复古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用否定生产发展的方式来解决人类生存困境是不可取的，“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继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悖论根源于资本的矛盾，资本在创造辉煌文明的同时必将带来难以克服的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殖目的，不遗余力地铲除封建等级关系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资本的力量打破了民族、地域的限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交往。资本的根本目的始终是价值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在资本价值增殖的支配下，劳动过程会不断地摆脱自然的限制、榨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的生态循环，从而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性。相较于资本的无限扩张而言，自然的承载能力却是有限的。因此，资本为实现价值增殖目的不断冲击自然的界限必将致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引发全方位的自然危机。在资本价值增殖的支配下，劳动过程沦为资本家榨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也并没有实现人们通力合作的美好愿景。在资本不断增殖的背后是人的不断贬值，在辉煌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背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抗关系，这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可避免的结局。

基于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指引，即人类文明的发展要在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内在弊病的同时继承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既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也不是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而是由现实的人的活动所推动的历史生成和演进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三种社会形式：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从人类生存状态的变革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社会形式分别对应着“传统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和“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相较于传统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使得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个人从人的依赖性关系转变为独立个体并建立了更加普遍的社会交往。相较于共产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仍具有不完善性。人们看似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各个环节之中，实际上人们最终被湮灭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既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最后阶段，又创造了通向人类社会更高阶段所必需的物质内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悖论不仅昭示着其历史性退场，也呼唤着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饶土壤中，孕育并发展了全新的文明形态及相应的文明观。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对中华文脉的赓续发展，更是以其独特的实践路径与目标追求，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既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要素。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世界视野，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基于对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深入考察，他们审视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两面性，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又指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悖论所在。基于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他们主张人类文明是历史性生成的过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仅是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最后阶段，也昭示着通往人类社会新阶段的可能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要素，着重强调“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五个文明”整体推进，推动共建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紧密贴合“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复杂时代背景，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观点论断。基于对西方现代化内在弊病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创造了追求“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文明观念，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文明发展进步提供行动指南。面对当今时代“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终结论”沉渣泛起，习近平总书记以开放包容的天下情怀，主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提供方向指引。

文明实践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历程的重要维度，由此形成的文明观是从理论层面对实践历程的深度提炼。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体现出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通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又要确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防因物质文明极端膨胀引发的社会乱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经由理论层面的高度总结，形成了具有独特时代坐标与鲜明中国特色的文明观。从实践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之独特意蕴，这一文明观既充分肯定物质文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将科技创新作为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更注重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确立起以人民发展为主导逻辑的文明观。

物质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物质文明建设亦是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是对物质文明基础性地位的准确概括。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推动人类文明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重塑社会的分配机制、流通体系与消费模式。一方面，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构成了推动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成为了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受制于不同的生产关系，世界各国在探索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时结合自身国情作出了多样化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及文明观。

西方现代化得益于工业革命的率先开展，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化，但受制于资本价值增殖的野蛮本性，这一进程伴随着对欠发达地区的一系列霸权行为，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文明观。在主流世界史与欧洲史的叙事中，西方现代化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化是始于16世纪的西方现代化的两大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标志着蒸汽机等技术革新被投入社会生产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发电机、内燃机等新兴技术推向社会生产前沿。可以说，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引起了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巨大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物质财富的累积。西方现代化还体现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交往扩大化、普遍化。地理大发现为社会交往的发展创造可能条件，工业革命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变革则变可能为现实。19世纪中叶欧洲和北美洲大部分地区完成了铁路的修筑工作，为洲际联系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此，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先发优势，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形成了先进理念，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塑造了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在现实实践中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军事占领等霸权行为。英国、法国等先发国家将自身视为文明民族，而将未进入现代化之中的民族视为野蛮民族。种族优越论为这些先发国家的残酷掠夺提供了“正当”理由。它们大肆瓜分其他民族的领土与财富，对原始居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此过程中，被动卷入世界历史之中的国家和地区遭受了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制度优越论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工业主义、民主政治等要素视为先进文明的标志，并将这种文明发展模式强行推广至世界各地。依靠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西方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尽管西方现代化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化，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但受制于资本的无限增殖，其塑造的文明观不可避免蕴含着资本至上、弱肉强食等理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保障下，中国式现代化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效地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性，形成以和平发展为特征的文明观。西方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高度依赖上。同时，在实现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西方现代化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与对自然环境的过度损毁。此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极易导致产能过剩的困境、能源资源的无端浪费以及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既发挥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又凭借着独有的制度优势，有效规避资本无限增殖带来的消极后果。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数字革命交织驱动的新阶段，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源于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创新浪潮、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转变等重要变化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超越了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能源资源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能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据《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统计，我国生产总值达到134.9万亿元，生态环境亦得到显著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超过3%。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而且有效避免对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及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保障下，政府通过政策扶持与合理规划，结合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与有序运作，着力打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以此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社会的分配机制、流通体系与消费模式的深度转型。马克思明确提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生产既是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的实际起点，也是在这一总体中起支配性作用的要素。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分配机制的完善优化、重塑商品流通的时空格局、催化消费模式的更新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能够促进先进的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进而将这些技术成果转化为惠及人类发展的广泛福祉。和平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以往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依赖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及军事占领等手段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力求科技创新的红利能够跨越国界，惠及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共建的雅万高铁便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原则的生动实践。

处于不同生产关系下，世界各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时展现出不同的目标追求，这些差异性集中体现在文明观的主导逻辑上。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它听命于资本、受控于资本、服务于资本。西方现代化所孕育的文明观，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文明观。在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裹挟下，层出不穷的社会乱象是西方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层面爆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政治层面涌现了政治极化加剧、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乱象，在社会治理层面出现了暴力冲突升级、社会不公加剧等社会危机。对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了资本主义“失败的制度论”，“（1）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处于停滞或萧条状态；（2）地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崩溃威胁；（3）世界霸权转移和对资源的争夺引起全球不稳定”。可以说，西方现代化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匮乏的顽疾，更无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有效规避了资本逻辑主导下无序扩张引发的系统性社会危机，构建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整体推进，更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要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的统一。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依靠人民的创造性力量，满足人民的多样性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式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进程不仅聚焦于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更强调促进全体社会成员文明素养的全面提升，造就一批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蕴含着文明实践这一重要维度，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高效运转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的分配机制、流通体系与消费模式的深度转型。这一发展道路对消费主义、流通主义的理论挑战作出了有力回应，为马克思生产理论注入新时代的实践内涵。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既充分肯定物质文明的基础性地位，将科技创新作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又以和平发展取代霸权逻辑，着力破解“战争—殖民—掠夺”的旧有现代化发展模式，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构建起以人民发展为主导、以和平发展为特征的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文化土壤

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在坚持物质文明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要义的深刻提炼，“两个结合”不仅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文化属性，而且揭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必由之路，即推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以文化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之独特意蕴，这一文明观深植于文化沃土之中，既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熔铸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精髓，从而实现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文明范式的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成果，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维度，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纵深与文化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系统阐发“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第一个结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维度，是将马克思主义同具体的实践历程、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持续不断地实践探索来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第二个结合”是在历史与文化的双重维度下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与拓展，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文化认同困境的系统破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固有文化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满足中华民族日益丰富的精神需要。一时间，文化认同成为20世纪前半叶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也成为延续至今的古今中西之争。对此，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创造出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文化根系所在，这一文明观要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中延续中华文明千年文脉。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交织激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成为传续中华文明千年文脉与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既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文化根系，又能够为这一文明观提供独特的价值坐标与文化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精华。这些经过历史淬炼的思想精华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与处世智慧，还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更进一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智慧结晶，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独特的价值坐标。这些深层价值观念不仅为民族复兴注入精神动能，更在全球文明重构进程中形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不断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使得民族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创新与变革。这一文明观成功地超越文化自然主义和复古主义的狭隘性，扬弃了轻视甚至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和固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拒斥一切发展与变革的复古主义倾向。基于此，这一文明观是调和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包容性之间的张力，推动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化转型与赓续纵横千年的中华文脉的典型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充分吸纳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革命文化诞生于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是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实践历程的凝练表达，是对中华民族“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宝贵品格的有力彰显。革命文化既包含镌刻在红船精神里的开天辟地之勇，熔铸于井冈山精神的敢闯新路之智，还囊括凝结于长征史诗的艰苦奋斗之志。时至今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弘扬革命文化，让革命文化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共赴民族复兴大业的精神动力，让革命文化成为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文化沃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构建出来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蕴含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诉求，凸显了时代发展新走向和新诉求。这一文化体系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并为中国式文明观提供理论养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既需要革命文化铸就的精神脊梁提供价值定力，还依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的创新动能注入时代活力。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在吸收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的过程中推动红色基因与中国精神的深度耦合，形成了兼具民族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诉求的独特文明观。

以“两个结合”为路径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蕴含着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所要汲取的宝贵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马克思主义的深度激活，突破文化遗产的静态存贮状态，转化为驱动中华文明发展的精神动能。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符合新的时代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宝贵的思想精华，例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生态治理智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守正创新精神，“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原则等。这些思想精华铸就了中华民族赓续千年的文化基因，塑造着中国人民的处世之道与精神品格，亟待在当代语境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德法兼施、教化为本”的社会治理思想中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之路，从“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的革新精神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中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上述思想成果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经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新时代下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案例。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提供充足的文化滋养。这一文明观蕴含着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下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与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典型案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守正创新是处理好“坚持”与“发展”辩证关系的核心策略，是大力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致力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与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与传播者。唯有牢牢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方能确保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建设的征途中，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要在守正中实现突破，在创新中完成超越，形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明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筑的文化沃土，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提供充足滋养，既筑牢其文化根基，又确立其文化之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历程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创造新话语、新形式、新体系的源头活水，既开辟文明观创新发展的实践场域，又为其注入持续演进的内生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内涵广博、意义深远，其独特意蕴体现在理论、实践、文化的三重维度中。以理论维度观之，这一文明观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核心要义，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要素；以实践维度观之，这一文明观深刻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的种种局限与固有弊病；以文化维度观之，这一文明观充分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华，并蕴含着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实现了理论、实践、文化三重维度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具有超越以往其他文明观的独特意蕴。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并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的照搬照抄，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蕴含的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而是对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吸纳与深度融合。这一文明观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色彩，为推动各种文明形态和平共处、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指引，更为全球文明发展开辟守护文化根脉、激发创新动能的文明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能够为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理论贡献。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不同文明形态是走向冲突对立，还是和谐交融？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关注到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亨廷顿等。然而，他们出于对西方文明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终结论”等观点，看似剖析了文明演进过程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实际上却是一种逆全球化的思维模式，未能把握全球化时代下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意义。对此，西方学界不乏反对之声，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地球村”构想，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对“全球化”范畴进行重塑。可以说，文明的发展问题始终是全人类深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国际社会亟待解答的重大课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在文明的发展问题上，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和平发展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已然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这不仅是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倡导，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呼吁，更是对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积极响应。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成为彰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范式突破与文明赓续的典范性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并不是对西方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的盲目效仿，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蕴含的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而是基于对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汲取与深度整合，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意蕴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在理论建构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与发展，在实践探索中精准提炼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需要，同时在文化传承上融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华，蕴含着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历史经验表明，西方现代化对内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与发展失衡，对外造成了世界各地被动卷入世界历史进程。受其内在局限性制约，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文明观既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方案，也不应成为其他国家地区不加甄别、盲目仿效的对象。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与深入探索中华文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记忆、文化精髓与目标追求，而且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基于对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精准洞察与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能够为那些渴望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并寻求文明发展的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注释从略 

来源：郝立新,葛瑶.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三重阐释[J].东南学术,2025,(05):1-1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