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文明倡议的背景下，非洲去殖民化的思潮与中国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许多相似的历史源头和时代背景，这为双方在出版领域开展更大规模、更广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文章回顾了中非出版合作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动态，梳理了从文明等级论到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演变，总结了中非在传统思想文化层面的共通性，沿着中非思想文化交流的脉络，通过中非合作的历史背景引出中非在出版领域的合作。中非出版合作模式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立足中非共同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依托中非合作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以及关注中非现实的出版议题。中非出版合作，一方面应该建立中非学者共享的学术出版平台，基于学术成果开发中非思想文化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出版合作将中国在非基础设施项目打造为中非情感交流和文化交融的纪念碑，这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 文明交流互鉴 非洲 出版 国际传播
一、中非出版合作的历史脉络和时代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中国的革命道路与非洲的民族解放与去殖民统治过程的相似性，作为“全球南方”的合作伙伴，中国和非洲国家很早就开展了国际出版的业务往来。1958年，南非作家旭莱纳的作品《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在中国出版；1961年，中国国际书店与加纳的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建立代销关系，中国国际出版机构提供资本信贷、书刊赊销等支持政策。
此后，中国和非洲在出版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在中国出版的与非洲相关的图书中，既有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研究，也有翻译引进的经典著作。以1982年为例，这一年出版的非洲新书主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塞内加尔女作家阿米纳塔的小说《乞丐罢乞》在国内的出版，这是一部反映非洲社会现实的小说，曾获1980年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可以窥见，中非之间在出版领域的合作很早就与中非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相关联。
除了国内出版非洲主题的图书，许多非洲国家也根据本国需求，出版了很多和中国相关的图书。由于建交时间等因素的不同，不同非洲国家与中国在出版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层次和方式也不同，既有通过文化角度了解中国文化到合作出版和发行教材，也包括更广泛的出版和代销合作关系。在东非，斯瓦希里语版《中国画报》很受欢迎，“插图本《小马过河》《宝葫芦》《珍珍的奇遇》《蚌姑娘》等斯瓦希里语版儿童读物，就成为当地少年儿童的启蒙、识字读物，甚至是小学教材”。在西非加纳，“像《尾巴竞赛》《鸟儿的家》《宝葫芦》《珍珍的奇遇》《蚌姑娘》等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又如《中国画报》《中国妇女》《中国童谣》《中国银幕》等杂志在我们的顾客中也几乎家喻户晓”。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国家希望了解中国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因此对记录中国革命与发展的理论著作的需求量很大。从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传播情况来看，“在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著作……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据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非洲的发行量中，加纳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进入2000年以后，中非出版合作出现了从政府主导到出版机构主导的趋势，出版的图书更加注重市场需求，中国和非洲的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了《热带病的预防与治疗》《肯尼亚植物志》《周末葬仪》《天堂之恋——邂逅在人间天堂塞舌尔》和《郑和与非洲》（阿拉伯文版）等一批关注中非合作各领域需求的图书。
2023年8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斯瓦希里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肯尼亚文学局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翻译出版。这一新书的出版有着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发展道路……（非洲）可以尝试在当前制度下探索出一条折中的非洲特色政治道路，推进经济社会改革。改革应当首先从我们政党自身开始，不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寻找灵感，学习运用其中蕴含的方法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非共同发展伙伴关系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提供一种新范式，这一新范式摒弃‘零和博弈’，有利于各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共同繁荣。”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举办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商务部《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3）》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4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除了政治和经贸合作，中非合作在近年来有着更广阔的文化思潮背景，很多非洲本土学者提出了非洲的时代问题：自上世纪中叶取得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以来，非洲国家为什么并没有完全摆脱动乱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从2021年初到2023年12月，非洲的乍得、马里、几内亚、苏丹、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尼日尔、加蓬八个国家经历了政变。即便是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也很难调动社会主要力量投入国家的建设发展，部分国家还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认为：非洲国家“忽视自身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实际，照搬前殖民者的西式政治体制，出现了较大‘不适应症’，政局陷入长期动荡”。“试图在非洲种族分层的条件下模仿多数民主制，是一场悲剧性的实验，一切似乎都表明有必要对非洲的民主进行新的思考。”
除了非洲学者，非洲的普通民众对于照搬前殖民者的政治体制也陷入长期的失望，呼吁基于自身国情、去殖民化和独立自主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根据非洲的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2022年的调查数据，大多数非洲民众支持公正公开的选举，但调查中超过一半的非洲民众认为选举并不能帮助选民罢免不按照人民意愿行事的领导人。而如果回溯该调查在2011年到2021年的数据，在30个接受调查的非洲国家中，有26个国家对选举的支持率下降。其中既包括在过去三年内发生了政变的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家，也包括在南非这样一个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一直进行着相对稳定选举的国家。
由此可见，在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去殖民化和本土化成为非洲社会的主流声音。摆脱动荡、专注发展已经成为非洲社会最为广泛的诉求，一些非洲的政治人物和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一个学习和借鉴的范本。例如，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卡格万加就指出：“非洲和其他国家逐渐意识到‘中国模式’能够保护自身主权，加快经济发展，又能避免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恶性循环，避免政治暴力阻碍第三世界新兴民主政体的发展进程。”彼得·卡格万加曾担任肯尼亚前总统齐贝吉的战略顾问，在和笔者的交流中，他提到中国和非洲吃饭共享食物的例子。在他的日常观察中，非洲很多文化和中国一样会共同分享一个桌上的所有食物，而欧美文化中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的食物是分开的，他认为中国和非洲在文化层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近年来，一些非洲学者提出“对话哲学（Conversational Philosophy）”的概念，主张来自全球各种历史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主张，在一个普遍的理性空间中进行跨文化的、平等而开放的双向对话和比较。这旨在确认并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可对照和可认同的领域，以及可能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之处。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全世界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和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与非洲当代的思想文化有许多相似的历史源头和时代背景，这为双方在出版发行领域推动更大规模、更广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中非出版发行的交流合作，可以帮助互相理解各自不同的文化，分享共同的发展经验，打下民间相知友好的基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中非出版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从文明等级论到文明交流互鉴理念
在西方社会的主流历史叙事中，文明的等级概念明显，被塑造成一套由低至高的排列标准，这套体系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划分为野蛮、蒙昧、文明等不同的等级。这一分级体系虽起初不甚严格，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至19世纪初已形成一套经典化的论述，广泛融入国际法原理、政治地理教科书，并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认为：“16—20世纪的欧洲国际法，将欧洲基督教国家视为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承担者。‘欧洲标准’被认为是当时的常态标准，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世界其他板块。所谓‘文明’即被等同于‘欧洲文明’。在此意义上，欧洲依然被看作世界的中心。”
二战后，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下，文明等级论虽然在公开的言论市场中失去了合法性，但却在更隐蔽的领域继续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的运作，而且这一影响更加深刻。在这种背景下，非洲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去殖民化和本土化的讨论。在哲学研究领域，许多非洲学者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任何外国政治哲学比本土哲学更有用。在我们对当代哲学中最技术性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时，尽可能明智地利用我们自己本土概念资源。
在中国，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中国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对自主性的追求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38年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处提及的“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以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自豪与坚定的精神信念。
在思想文化观念本土化潮流的基础上，近年来，非洲国家自主化政策制定和行动的趋势也逐步增强，在重大国际事务的参与中展现出越来越多的非洲立场。理解非洲，不能再将非洲视为同质化的区域，非洲国家的自主化与本土化已经逐步成为非洲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原则。为此，推动中国和非洲的出版合作，就需要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尊重非洲的自主化政治文化特征，以本土化的表述来打开中非思想交流和出版合作的新局面。
关于尊重非洲的自主化，采用非洲本土化的叙事方式，在新闻传播领域有一个生动的案例。笔者在非洲开展田野调研的过程中，有不少非洲学者对中国的新闻制度和新闻理论感兴趣，此时如果直接用国内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来阐释，非洲学者很难完全理解其中的内涵，而如果借用非洲本土的“乌贾马新闻”和“乌班图新闻”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非洲学者就很容易理解，也会对有着悠久历史的非洲本土新闻理论感到自豪。实际上，许多非洲新闻传播学学者对西方新闻模式持批评态度，非洲曾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乌贾马新闻”“乌班图新闻”等本土新闻理论。
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世界性冲突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技术的创新，但更需要文化的创新，寻找滋养人类共同发展的新的文化与精神。在此进程中，非洲提出的“对话哲学”与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不谋而合，“对话哲学”主张产生于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普遍理性空间展开跨文化的、平等开放的会话与比较。“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强调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建设世界文明百花园。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国和非洲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对话是中非出版合作的基础。对非洲文化的认识不能被殖民时期的宗主国文化所掩盖，而要深入其历史深处，挖掘其本土文化、本来根源。在历史上，非洲有着非常丰富的本土文化，但在殖民历史中，有些思想和文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在去殖民化反思的大背景下，非洲本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对非洲人民的价值观念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分析其中四种文化思想，并展现出其与中华文化的共同点。通过这些中非文化的共同点，可以看到中国和非洲的许多共同价值，可以看到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意义，更可以为中非出版合作找到坚实的价值支撑。
（一）南部非洲的乌班图思想
乌班图（Ubuntu）名称源自南非祖鲁语，祖鲁语属于班图语支。在非洲，班图语支使用非常广泛，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被称为班图人。乌班图在祖鲁语中可以直接翻译为“人性”，但由于班图哲学口口相传的特点，早期对乌班图并没有清晰的定义。
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后，南非著名的神学家德斯蒙德·姆皮洛·图图对乌班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提出“Umuntu ngumuntu ngabantu（祖鲁语）”，表达了“一个人是通过其他人成为一个人”的概念，成为乌班图哲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图图认为拥有乌班图的人是开放的，愿意为他人服务，肯定他人，并且不会因他人的能力和优秀而感到威胁。他们的自信源于知道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而当他们属于这个整体时，他们就会变得更强大。
对乌班图最新的一种定义为：一种非洲或非洲裔人民的价值观和实践的集合，认为这些价值观和实践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尽管这些价值观和实践在不同的种族群体中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理念，即一个真正的人类个体是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关系、社区、社会、环境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乌班图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人成为个体的原因在于其他人通过承认“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来确认自己的人性。这反映了对创造性主体间关系的需求，其中“他者”被视为“我”主观体验的一种反映，尽管仅仅是部分。这种理念传达了一种理想主义，强调人性不仅扎根于个体自身，也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的人性本质上是共同塑造的，既包括他人赋予的，也包括我自己赋予的。人性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品质，我们相互创造并需要保持这种差异性。如果我们相互属于彼此，我们就会参与共同的创造：我的存在得以确认是因为你存在，而你存在也确保了我的存在。因此，“我”并非一个静止的主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自我建构，依赖于关系和差异性创造。
乌班图的思想内涵在非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追悼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谈到了乌班图，表示这一概念体现了曼德拉的最伟大天赋，即认识到我们都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相互联系，人类是一体的，我们通过与他人分享自己并关心周围的人来实现自己。
乌班图的文化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多的共同内涵。贝淡宁等学者曾对儒家思想与乌班图哲学进行专门比较，认为儒家思想与乌班图思想主要有三个相似的方面：共同体的核心价值、道德偏向的可取性以及年龄的价值。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指的是社会关系对于个体的重要意义。道德偏向的可取性指的是个体对不同社会关系的人具有不同的道德义务，个体对社会关系越近的人道德义务越强。年龄的价值指的是乌班图和儒家都捍卫基于年龄的道德等级制度，简言之，老年人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年轻人往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同样，有学者对比了乌班图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仁”概念，认为在当前社会极端分化和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时期，推广这两种“爱的哲学”至关重要。
2017年，中国和南非共同举办了以“乌班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交融互鉴”为主题的思想对话会，这充分体现了乌班图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的高度契合。与西方社会相比，乌班图和当下中国社会都更关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注重集体和社区的概念。乌班图思想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显示出中国和非洲在构建本土政治思想、超越西方政治话语方面的共同特征。
（二）埃塞俄比亚的盖达系统
盖达（Gadaa）是奥罗莫人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北部采用的一种本土民主治理制度，该制度规范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在埃塞俄比亚，奥罗莫族是占人口比例最高的群体，他们不仅参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同时坚守着“盖达制度”这一本土治理体系。该制度遵循自然法则，充分发挥长老会的影响力，并通过民主和直接协商的方式制定本族法规并作出决策。其内在的观念和精神包括对超自然神的敬畏、注重精神力量和善念、强调包容性和平等参与性以及维护社会和谐。在非洲传统观念中，尊重集体、相互宽容一直是最基本的价值观，维持社会的安宁与团结、实现个人行为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是非洲人信奉的传统美德。
奥达树（ODAA）是代表奥罗米亚州盖达的符号，用来代表治理目的和解决争端的集会。奥达树作为社会的象征被绣在社会服装和奥罗米亚州国旗上。奥罗莫族社会的哲学认为，宗教和政治制度是交织在一起的，都属于盖达制度。
笔者曾在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并学习奥罗莫语，观察到埃塞俄比亚在经历了民族间的内战后，其本土学者开始讨论盖达制度在埃塞俄比亚当前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在盖达制度下，奥罗莫人每八年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选出九名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在八年任期结束时会进行选举。盖达作为一种非洲传统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为当下非洲人探寻非洲自主安全提供了重要启示。关于盖达制度在现代国家结构中的适用性，埃塞俄比亚本土的学者认为它推崇通过独特的对话达成共识。目前埃塞俄比亚有盖达制度进步党（GSAP），是一个以盖达制度为基础的政党。
盖达制度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协商民主为核心的民主制度，二是基于盖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一般为村落的长者）的社会纠纷调解制度。其中所包含的协商精神和“以和为贵”的思想都与中国的文化思想非常相似。
（三）西非约鲁巴文化的奥莫卢阿比思想
奥莫卢阿比（Omoluabi）是一种来源于西非约鲁巴族文化中的概念，这一词语在学术上被解释为一种道德和行为准则，强调了品德、责任和社会伦理。奥莫卢阿比的含义体现了一种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对他人的责任，是当地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奥莫卢阿比被解释为约鲁巴族社会中对于良好品德和高尚行为的理念。这一概念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积极参与，以及对社区和他人的贡献。奥莫卢阿比的核心特征包括正直、诚实、尊重、责任心、宽容和慷慨。这些品质构成了一个“完整人”或“完美人”的形象，体现了社会中所期望的道德规范。奥莫卢阿比这一概念常被用来分析非洲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中的伦理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如何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发挥作用。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还是社会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对“君子”的要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四）坦桑尼亚的乌贾马思想
乌贾马（Ujamaa）在斯瓦希里语中的意思是“合作”，“团结”或“兄弟会”，基本含义指的是通过相互合作获得生活必需品。坦桑尼亚获得独立后，重视发展经济，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强调自力更生。乌贾马在坦桑尼亚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社区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的思想体系。
乌贾马的核心理念包括社区的共同责任、资源的共有和公平分配，以及通过集体化的农业和生产手段来实现经济独立。尼雷尔提倡建立集体农村社区，以促进社会公正和协作，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繁荣。这一理念强调社会的集体性、共同体的责任，并对社会公平承诺。
乌贾马被认为是一种试图在非洲特定背景下塑造公平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实践，代表了非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对非洲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乌贾马精神代表了一种非洲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内核，也充分体现了对共同富裕的明确追求。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和非洲有着许多相似的文化价值认同，中国和非洲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共通性将成为中非之间出版交流合作的强大价值支撑，为中非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三、中非出版合作的实践总结与路径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非之间的出版合作已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基于中非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深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在逐步顺应出版业发展的趋势。中非出版合作模式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立足共同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
中国和非洲共通的思想文化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非洲本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共通性，如前文提到的乌班图思想、盖达系统、约鲁巴文化和乌贾马思想等；二是中非对思想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追求。非洲国家独立后，文明等级论虽不再被直接提及，但隐性西方中心主义却逐渐成为文明等级论的变体。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也曾成为发展研究的焦点。当时西方研究者曾试图提出一种发展模式，以解释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并将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迅速改善贫困状况、制定各种变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西方主导的发展理论未能真正改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活，存在实际与理论上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很多非洲学者呼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经验，特别是关注中国“自力更生”去中心化的本土发展方式。
此后，文明等级论虽然在公开的言论市场中失去了地位，但却在更隐蔽的领域继续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欧美国家开始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并制造了“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概念来阻碍和破坏中非合作的基础。为了制衡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美国加强了对非洲各类倡议型项目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项目：“非洲数字转型”倡议，旨在支持非洲数字化投资、促进融资，推动数字连网和数字素养的提升；“繁荣非洲”倡议，该倡议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成立了“非洲技术促进贸易联盟”；“电力非洲”倡议，该倡议与“繁荣非洲”倡议联合启动了“美国—非洲清洁技术能源网络”，旨在推动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倡议型项目的内在逻辑还是将非洲看作大国争夺的对象，而非平等合作的伙伴。
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如何以国际合作出版参与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特别是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落实，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重要使命。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设计的现代的动植物分类法的命名体系和分类法被认作是文明科学的基础知识。但有学者认为，“植物知识的不均衡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不同人类意识和历史视野的分布……当林奈的植物体系被译介到中国时，传统中国的植物学知识马上被纳入文明等级论的框架之中，被赋予原始和半开化的身份……半文明的等级排列毋宁是对不同认识论、不同知识系统之间可能的冲突的掩盖。而不同知识系统之间哪一方更先进，还未有定论”。
2023年，中肯两国启动的重大科学研究合作项目《肯尼亚植物志》的首部分册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发布。该项目标志着肯尼亚第一套国家级植物志的问世，成功填补了该国在植物资源研究领域的空缺。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玛丽·吉昆古说：“《肯尼亚植物志》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整个项目将推动肯尼亚乃至非洲大陆的自然资源科学研究，是肯尼亚的巨大财富。中国是肯尼亚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近年来，双方在各领域合作日益频繁，鉴于肯尼亚在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中的重要地位，科教合作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领域。”
正如近几年中国学者提出让中国研究回到中国，《肯尼亚植物志》等图书的出版实际上体现了让非洲研究回到非洲。此前，很多非洲研究的成果都是由西方学者主导，在西方国家出版。中国和肯尼亚之间的大型科研合作项目《肯尼亚植物志》的发布，强调了中非学者间的合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重要性与扩展性，展现了跨文化科学合作在挑战传统文明等级观念、促进全球知识共享方面的潜力。
（二）依托中非合作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非合作作为长期的国际政治背景一直是中非出版合作的重要推动力。根据商务部《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3）》的数据，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正是因为中国和非洲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得非洲国家乐于引进中国的出版物，中国也可以持续地向非洲发行中国的书刊。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大陆正处于激烈的反殖民斗争和新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许多非洲国家获得独立或正在为之奋斗，迫切希望寻找成功的国家建设模式，特别是那些能够指导他们实现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范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经验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作为一个成功摆脱外国侵略和殖民统治，通过自己的革命斗争实现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中国的经历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因此，非洲各国对中国的革命历程和发展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那些详细记录中国革命经验、阐述发展战略的理论著作，成为非洲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极力寻求的资源。这种需求不仅包括政治理论的书籍，也涉及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改革等多个方面的文献。非洲国家渴望通过学习中国的经验，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立和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回应非洲国家的需求，通过国家层面的出版物贸易、专家访问、教育合作等多种方式，将中国的革命和发展经验分享给非洲。通过多样化的文化和知识交流，中非合作在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等多个层面得到了加强和深化，为非洲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支持。
进入2000年后，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的设立和不断完善，显著促进了中非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这些机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紧密和全面的合作阶段，而且在出版合作领域也催生了更多的合作项目和交流活动，使得中非间的文化和知识交流更为频繁和丰富。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非双方确定了一系列促进双边出版合作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图书进出口、版权贸易、联合出版、翻译以及出版人员的培训和交流。2014年起，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尼日利亚文化传媒机构通过“中尼汉语教材出版合作”项目合作出版系列汉语教材；2016年，湖北长江传媒英爵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肯尼亚注册，成为中国出版界在非洲落地注册的第一家实体出版公司；2017年，中国出版集团在南非与当地出版社洽谈了版权合作。此外，以丝路书香工程为代表的重大出版合作项目也为非洲读者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经验的书籍，同时，也使得中国读者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非洲的丰富文化和历史遗产。
中国和非洲出版行业的合作基本上经历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发展路径，从出版机构的“走出去”到中国文化的“走进去”，再到影响人群的“走上去”，从而切实起到通过出版加强中非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作用。非洲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国家发展目标，有着许多相同的民族价值观，双方在出版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多样化、深入化，为促进中非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关注中国和非洲现实的出版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曾在非洲大量出版，正是基于非洲各国民族独立后的社会现实需求。在很长时间里，“非洲兄弟”一直是国内媒体报道非洲的重要的话语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出现了重大变化。有学者指出，“中国不能再天真地将历史上由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构建的第三世界‘革命兄弟’的想象视为处理中非关系的基础。一方面，冷战后，中非共同步入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在不发达的现实背景下，由革命理想和生存需求所催生的‘兄弟’关系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多数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经历逐渐减少，因此往往基于现实利益，寻求能够使自身受益且不具排他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应该考虑到非洲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化，以及美国和西方对中非合作的干扰”。
传统的政治意义上的“非洲兄弟”概念在当下的中非合作中已经淡化，笔者过去一年在非洲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大多数非洲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当下的非洲国家并不处于相似的地位。例如在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园区内有100多家中资企业和工厂，雇佣了上万名当地工人，而园区的中国籍雇员主要从事管理类工作，埃塞俄比亚籍雇员很难将中国人想象为过去中国媒体报道中的“革命兄弟”。为了应对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变化以及来自国际上的挑战，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和非洲的共同价值和新的现实议题。
2015年1月，非洲联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峰会通过了作为“非洲愿景和行动计划”的《2063年议程》，七大愿景中排在第一位并写在《2063年议程》首页的愿景是“一个以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繁荣非洲”。由此可见，发展是非洲各国目前的重要共识。
有学者关于援助的研究认为，“中国主导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与北南援助的底层逻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发展思想之争主要体现在‘发展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西方认为实现良治是非洲发展的前提，而中国则坚持发展优先。在各自发展思想的引领下，中国与北方援助国对非洲的发展合作政策代表了生产性导向和治理性导向两种发展路径”。
实际上，不仅在援助领域，“发展”的价值理念贯穿了中国和非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中国外长连续30多年首访非洲。中国支持了大量非洲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非洲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中国还支持了大批非洲官员和学者来中国培训，为非洲留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名额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发展问题的重视。
基于已有的合作，中国对发展理念的认知应该上升到更高的价值层面，尊重非洲本土化和自主化的需求，从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形成共同的发展价值认同。发展的目标是现代化，发展的路径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乌干达副总统杰西卡·阿卢波表示，对于很多非洲国家而言，拥有足够的资源，比如基础设施和能源，以支持贸易和生产是非常关键的。加强非洲国家之间面向工业化的合作，包括支持工业和科技园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我们对全球发展倡议在重点领域提供具体建议并支持我们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
因此，关注并回应非洲在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是中非出版合作的重要实践路径。针对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从“革命兄弟”转向“发展伙伴”，一方面，《热带病的预防与治疗》《肯尼亚国家地理遥感图集》《郑和与非洲》《肯尼亚常见植物》等图书的出版是对非洲发展的现实需求的回应；另一方面，和中非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出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一个例子是，由于在非中资企业对所在非洲国家的政治、法律、历史出版物有迫切的需求，近年来中国驻非使馆和商会为在非中资企业大量印制非洲国家的《劳工法》《税法》《投资指南》的中文译本，但这些出版物多为内部交流资料，质量并不稳定，内容并不权威，这还需要更多专业出版社下大气力完成高质量的出版发行，以此推动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四）中非出版合作的路径创新
基于中非出版合作的模式总结和当前中非合作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中非出版合作可以从学术与非学术两个方面进行路径创新。以中非出版合作的创新可以带动中国对非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提升。
一是要建立中非学者共享的学术出版平台，基于学术成果开发中非思想文化的共通性。
当下，中国与非洲的学术交流正在快速发展，但学术出版合作尚未形成体系，基于中非共有的思想文化基础，未来的中非出版合作应建立中非学者共享的学术出版平台，致力于开发中国和非洲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以研究成果的出版合作促进中非思想文化的交流互鉴。
从殖民时期开始，欧美国家对非洲的研究和学术出版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世界上很早就致力于非洲研究的期刊是《非洲事务》，由英国皇家非洲学会在1901年发行。这本刊物广泛涉及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论文。在美国，出版时间较早的非洲研究出版物是《非洲研究评论》，主要发布有关非洲议题的研究论文和评论。即使起步较晚的日本，对非洲的研究与学术出版也较中国更为完善。日本人类学家今西锦司与其学生伊谷纯一郎1958年就开始了对非洲猩猩的研究。此后，日本对非洲的研究和学术出版逐渐体系化，涵盖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农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出版了《非洲现代政治》《大猩猩与俾格米人的森林》《埃塞俄比亚：高原人的土地》《斯瓦希里语文法入门》《非洲卫生读本》等各类学术著作。
与之相比，中非学术出版合作尚未形成体系，翻译出版、建立海外出版分支机构、拓展数字出版等领域都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已有的出版产品对中非合作遇到的现实问题的回应还不够充分。目前国内关注刊载中非学术研究成果的期刊主要包括《西亚非洲》《中国非洲学刊》《国际论坛》《中东研究》《非洲研究》《非洲经济研究》《非洲语言文化研究》《中国投资》和《非洲法评论》等，相关的出版机构主要关注国内学者单向的非洲研究，与非洲学者和学术界的对话很少。可见，中非学术出版的合作还在起步阶段，缺乏中非学者共同的学术交流平台。
因此，在中非出版合作的未来发展中，应当将焦点集中于促进中非学者之间的学术研究合作，努力构建一个旨在促进双方学术成果共享与交流的出版平台。这样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加深双方的学术交流，还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促进中非文化的互相了解和尊重。中非出版合作的战略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书籍交流，它关乎如何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有效地减少中非之间存在的文化隔阂和误解，进而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通过深化中非学术研究和出版合作，双方可以共同探讨和解决影响中非文明交流的各种挑战，共同促进学术研究成果的生成与共享。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增进中非学界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还能够为“全球南方”提供宝贵的研究成果和视角。此外，通过出版和推广双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够丰富全球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够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理解。这种基于平等、互鉴、互利原则的文化交流模式，对于推进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示范性意义。
二是通过出版合作将中国在非基础设施项目打造为中非情感交流和文化交融的载体。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政府交流、经贸合作等领域均实现了飞速发展。然而，一些学者提出，非洲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并未随着这些外在合作的加深而相应提高。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但这种深入的合作并没有充分转化为非洲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正面理解和积极认知。[28]
中非出版发行合作是向非洲民众讲述中非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重要方式。有学者从“纪念碑性”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即如何将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仅作为技术上的成就，而且作为具有深厚情感和文化意义的纪念碑，“基础设施因此涉及一个将技术造物转化为意义的过程”[29]。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仅展现了中非合作的具体成果，而且反映了中非文化共通性在现实中的具象化，它们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和文化联想，成为连接中非人民心灵的桥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非出版合作应发挥独特的价值和潜力。通过出版有关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书籍、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可以多维度展示这些项目的建设过程、使用效益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出版物可以深入探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在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情感联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展现它们如何成为中非友好的象征和纪念碑。
此外，中非出版合作还可以更多地加入非洲本地作家和学者的视角，记录和反映非洲民众对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感受和评价，以及这些项目如何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认同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将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转化为连接中非人民情感和文化的纽带，进而促进非洲民众对中国的正确理解和积极认知，加深中非之间的情感和文化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