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意识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传播学等众多领域的复合概念，它描述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限制的思维方式。从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孕育，这一概念在20世纪借助信息技术的显著提升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得到了快速的推广和深化。信息技术的革新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加强了国际的交流与联系，揭示了不同文化间的共同性与一体性，也伴随着更频繁的交流带来了文化冲突和摩擦。在这种状态下，全人类意识的视角成为一种积极的观察与实践视角，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理解、交流与合作。全人类意识的兴起对国际传播正在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信息流动的技术加速上，还涵盖了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互相理解与共情。因此，全人类意识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构想，更是国际传播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观念。
一、以全人类意识理解人类
人对自身的认识程度标志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熟程度。意识到人的“类本质”，具有清晰的人类意识，成为人类日趋成熟的标志与途径。理解人类意识，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命题，也是跨学科、跨领域普遍关注的命题。从狭义来理解，涉及脑科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范畴，在所有脊椎动物中，人类是最特殊的，因为人类拥有复杂的大脑，拥有大部分动物都没有的“意识”和“自我思维”。人类意识不仅仅是对存在的认知，还包括对自我独特性的意识和反思能力。
对人类意识的认识经历了由抽象概念向实践活动转化发展的过程。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强调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在于意识的存在，他认为人的本质体现在理性、意志与情感上，即思维力、意志力与情感力的综合体现[1]。然而，费尔巴哈的解释过于侧重人类意识的精神维度，未能充分考虑到意识与实践之间的互动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规定了“人”的概念，将其替换为“现实的个人”，区别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质论，认为人作为主体是由一系列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开始主动生产生活资料的时刻，这一行为标志着人本身开始与动物彻底区别开来，人类从生物性的存在迈向社会性的存在。人类通过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以及生产活动的社会实践，不仅生产了物质财富，也在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存在和文化身份[2]。正是这种社会性的关系依存，使人类倾向于将彼此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现实的人”这一出发点开始，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在生产力的演进、社会交往的深化以及共同体建设的共同推动下，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这种对于“全人类”的解放意识体现了一种跨越种族、宗教和国籍界限的整体性人类认同，成为认识全人类意识的理论基点。
人类意识的形成促进了人类对自身、自然界及宇宙之间关系的深入理解。然而，全人类意识的形成却非自然而然之事，也可以说是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与挑战。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展既带来了人类意识中对于人作为一个统一体的认识，也产生了以“中心”对“边缘”、“文明”对“野蛮”、主体性的“自我”与客观的“他者”之间的等级划分和差异化认知。
20世纪开始，人类倾向于更显著地表达出作为统一群体的自我意识，不同领域不同流派的学者从各异的维度表现了对“全人类意识”的认可与拓展。在心理学领域，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强调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个体不仅能够体验到作为人类物种一员的归属感，还会产生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3]；约翰·特纳的自我归类理论认为个人能够将自己分入不同的群体，并在多个认同层级上找到归属感。其中最基础的是个体自我，而最广泛的层级则是对全人类的认同[4]。在人类学领域，阿道夫·巴斯蒂安提出人类心灵一致性（Psychic Unity of Humankind）观点，即每个种族都形成了其独特的集体心理象征，在这些不同的特性象征中，我们可以识别一些共同的核心观念。此外，当人们面临相似的挑战和环境条件时，他们的思维往往会自发地形成类似的解决思路。这些共通的核心观念为人类心灵的内在一致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5]。在历史学领域，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当中描述人类的演化历程，智人（现代人类的祖先）最初生活在东非，后来迁徙到世界各地，尽管外表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基于生物学分析，所有人类实际上都源自同一种族[6]。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西佩·斯图尔曼提出了鲜明的“共同人类”的概念，强调全人类文化间的根本相似之处，被共同的身心机能、责任和需求所定义[7]。
事实上，在全球观念史的研究中，关于“全人类意识”的认知愈发具有普遍性，这一概念具有二元性特征，既承认不同文明的差异性，更关注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这些研究都为全人类意识的基本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尽管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者在使用术语和描述视角时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具有将“文化上的他者”认可为我们共同的人类，把全体人类视为一个整体性、共通性的存在，超越地域性视野、等级性评判和封闭性认知。
二、全人类意识的传播内涵
如果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意味着一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么，全人类意识的认知与传播则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新启蒙。人类对自身意识的认知范围需要不断扩大，从“个体”转为“全体”，从“家国”转向“全球”。人类若仅以本民族国家的狭隘视角来理解全球格局，难免会导致以利益和权力为导向的博弈和紧张氛围的长期存在。只有从全人类意识的广阔视角来审视人类和人类的新处境，加强整体意识、和平意识、危机意识、人文意识的塑造与国际传播，才有可能消弭误解，才能在以合作与共赢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构建过程中达成人类社会的整体繁荣和稳定。这也正是研究全人类意识传播的意义所在。
（一）全球整体意识的传播：共同理念
“我们是一体”“人类大家庭”等口号经常出现在各种国际体育盛会、文化盛会中，其核心是人类的整体意识。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对全球的认知，欧洲等国的探险使世界不再是隔绝的孤岛。随着科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全球整体联系形成，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愈来愈强。这种全球整体意识是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的反映，促进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进程。在全球性社群的形成过程中，以联合国为标志的国际组织和各类非政府国际组织充分体现了全球整体意识，成为和平解决冲突和全球一体化愿景的机构化力量。而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世界团结与竞争更具象征意义，“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充分体现了全球整体意识的共同理念与内涵。正是通过各种组织化、活动化的手段，全球整体意识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增强和深化。
（二）全球和平意识的传播：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它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相互交融的产物。它强调的是人类应该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和睦相处，没有疆界、种族、宗教或政治的分别，构建一个没有战争和纷争的和平世界。“天下”是中国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意义表达，它不仅具有地理上的意义，也包含了文化上的内涵。全人类意识当中既要包含对天下大同的集体觉悟，也要兼容不同。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和而不同”主张即便是在意见、信仰、习俗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人们也可以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实现和谐相处。这一思想强调的是一种对差异的包容和一种基于共同人性的团结。这种精神在国际交往中，体现为中华文化对和平的渴望。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理念，不仅表达了高度的共情力与同理心，还反映了对“天下大同”理想的追求。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要义。基于此，人类才能够实现共存与共荣，实现相互尊重的和平发展。
（三）全球危机意识的传播：全球治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实现了空前的物质成就，但同时也遭遇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挑战。这些挑战横跨了多个领域，包括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峙，以及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威胁。此外，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危机也接踵而至，从石油的紧缺到食物供应的不稳定，再到环境的持续恶化，全球性的问题日渐显著。尤其引人深思的是，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发展对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导致了文化同质化的加剧，这对全球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构成了威胁[8]。全球危机意识是指人们对全球性问题和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有着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意识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已经超越国界和地区，对全球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危机意识是全球人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体现在全球性问题的普遍性、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上。在2023年11月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尽管国际社会已做出努力，但各国当前的气候行动计划仍不足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C以内，远未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9]。面对这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全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这不仅需要我们集中智慧和力量，更需要跨国合作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全球性的努力和协作，我们才能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地球环境的长期稳定。
（四）全球文明意识的传播：新人文主义
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深入，一种新的全球文明正在形成。这种文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不是暴力的而是和平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对于这种文明的理解与建设，需要各个国家共同来推动。在这一进程中，以中华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为基础，可以发展出当代的新人文主义，成为各个国家文明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观。东西方文明均强调以人的才智、创造力、精神及文化为动力，推进社会与文明的发展。而在当代世界，需要以真正的理性、和平、包容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既反对神权也反对霸权，既促进技术与资本也控制技术与资本，以人类为中心、以平等为原则、以合作为方法、以自由为追求，这是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可以有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新人文主义不仅为全人类意识的形成注入了独特的精神与气质，也为全球文明的构建提供了根本性、共同性的价值基础。
三、以全人类意识推动国际传播
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全人类意识均是一个活跃的议题，但在国际传播领域，这一概念却似乎是“熟悉的遗漏”。进入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对政治经济技术的新机遇和新困境，国际思想界、学术界愈发关注一种新的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面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新观念。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相关概念，包括全球认同（Global Identity），人类身份认同（Human Identity），全人类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共同人类（Common Humanity），全球人类认同（Global Human Identification）和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等等，这些概念虽因语言翻译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但皆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人类共同性，均强调对整个人类的认同与归属感。这些不同的概念反映了学者们在理解全人类意识这一概念时的多样性，同时也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无论是在全球化抑或逆全球化的背景下，都需要通过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与认同，来促进更广泛的社会连结与协作。
从国际传播领域来看，信任危机、认知冲突加深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传统的传播理念和方式显然难以适应新兴的挑战。因此，培养全人类意识成为摆脱国际传播困境的有效途径。通过以全人类视角确立传播立场与选择传播内容，保持对共同人性的关怀和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可以建设更加开放、包容和有效能的国际传播体系。
（一）推动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协同性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道路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实践路径，但不论何种政治制度与民族特性，总的来说，具有共识度的人类现代化道路是所有国家共同发展的现代化，是关注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多样性之中的一致性的产生，正是全人类意识传播的基础，也是传播的意义。基于全人类整体对于“好”的理解，根植于不同的文明原点，结合现代化的具体问题所产生的路径，是一种“殊途同归”。传播全人类意识对于促进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协同性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对全球共享价值和多元文化的深刻认识，从而支持并尊重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路径。在这一框架下，现代化不再被视为单一的、线性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多维的、互动的进程，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全人类意识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鼓励不同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寻求合作与共赢。因此，全人类意识不仅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内涵，也为建设一个多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提供了理念支撑和行动指南。
（二）推动人类新文明与新轴心时代的形成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轴心时代”（Axial Age）是人类思想和宗教信仰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期间形成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多个文明的道德和哲学基础，这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今天的文化、宗教和哲学观念。而“新轴心时代”的构建，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对原有轴心时代思想精华的继承与扩展，面向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提出的一种全球文明的新构想。这涉及对“轴心时代”遗产的再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意识和共同文明的重新塑造。构建全球新文明意味着促进人类的团结，通过共享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增进全球共识，以及培养共同的文化理念来实现。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要真诚地实现跨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避免对不同文化的偏见和歧视。这意味着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全球化并不等于单一化。每个国家在人类新文明的建设进程中都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成为“相同的他者”。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人类新文明，必须打破单一的文化参照框架，推崇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平衡性的全球文化体系。
（三）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这种“自由发展”要求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最大限度地发展。以全人类意识推动国际传播，可以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法治、人权和社会公正等价值观的普及和推广，这些价值观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基础。事实上，全人类意识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对话平台。通过强调全球合作、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有助于打破国家、种族和文化之间的隔阂，促进形成更加公平、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环境，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重要条件。同时，全人类意识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法治、人权和社会公正等价值观的全球认同和接受。这些价值观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权利和机会。因此，以全人类意识来推动国际传播，可以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更具时代感的影响力，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向着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四）推动全球主义的形成
全球主义（Globalism）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中国对全球主义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全球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想或愿景，而是通过实际的全球行动和政策得以实现的具体实践路径。全人类意识的普及与深化，不仅有助于打破由民族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所设定的思维模式的局限，而且有助于构建一种基于共同人性、相互理解和全球责任感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全人类意识突破了国界、文化和利益的限制，强调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通过提升全球各国对全球性挑战的敏感度和紧迫性认知，促进了跨国界、跨文化的沟通与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危机和经济不平等等问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培养和传播全人类意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道德和哲学上的指导原则，引导国际社会基于全球合作与共赢的原则共同前行，推动全球公民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结 语
当前，世界正面临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技术化等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然而对立与冲突同样增加，撕裂加剧。在技术化的进程中，人类面临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机器神话对人类意识的模拟甚至是替代的深层危机。人类何以共存、因何而存成为前所未有的时代之问。在全球化、技术化的双重冲击之下，挖掘全人类意识的深层内涵和传播途径，期望能促进全球思想界、学术界、传播界在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探讨“文化”与“文明”中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与践行，推动重建全球信任基础与全球传播秩序。
全人类意识对于营造一个公正、积极、开放而真诚的国际传播生态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不仅有助于跨越文化与地域的鸿沟，促进信息的真实与积极，而且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深厚的信任感和协作精神。基于全人类意识的国际传播策略，通过其内在的包容性和连接性，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对于共同价值和长远目标的认同，不仅可以有效树立新时代中国的崭新大国形象，也可以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崭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