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其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中华文化基因，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同。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与传播中华文明精髓，才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要以对话精神为基本方法论，积极推进经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时代与未来的对话，以文创理念把握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以文化间性把握文化敏感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握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关系，以辩证的思维分析文化内容，以平等的姿态看待文化差异，以创新的方式开展文化传播。
【关键词】中华文脉；人文精神；文化传播；文化创造
中华文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线，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根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紧密联系，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路径。
推动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把握“对话感”是重要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形成进程来看，孔子教学传道交流，以“对话”传播思想，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对话录，成为中华文脉的思想基点之一；从数字时代文化媒介的使用特征来看，当代思想与意见交流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互动，意义的传播与创造在“对话”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对话”中推进。
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对话行为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也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对话理论是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论，对话行为发生在主体间的理解与交流过程中，“自我在建构自身的主体性的同时，又将这种主体建构置放在对话的现实社会语境中实现”。同时，对话理论又是充满人文精神的理论，对话行为要以平等的、独立的、开放的心态进行，“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 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 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对话是一个求同存异、交流互鉴的过程，能够增进人们对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文本的理解。以对话精神为基本方法论，利用现代媒介，创造性地对话经典、对话国际、对话时代，能够推动中华文脉进入当代生活与广阔世界，延绵不断，持续向前。
一、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核心要义
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具体表现为谁在建构、建构什么、为谁建构的问题。主体性强调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要把握传承与传播的辩证关系，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深层底蕴，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以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向心力与驱动力。
（一）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基本关系
传承以传播为体现，传播以传承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传承是为了守正，研究古老中国，通过对中华文脉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与基本走向的研究，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从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歌舞诗赋中提炼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内涵，找到文化的历时性变迁，推动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传播是为了创新，讲述青春中国，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重构和转化使中华文化更加贴近时代发展需求，解决时代问题，推动当代中国前行，与此同时，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条件下，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体现文化的共时性变化。
传承与传播是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双翼，是互动互促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文化传递和演化的流动过程，通过结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时尚等多种元素，使中华文脉的守正传承与创新传播相得益彰，为人们带来愈发丰富的文化体验与坚定的文化归属。
（二）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核心纽带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核心纽带。从文脉传承的角度而言，中华文脉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规制社会走向。文化基因根植在过去，彰显于现在，提示着未来，文化传承依靠文化基因的再现实现文化的再生产和再创造。
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经验来看，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旧葆有自身清晰的文化特色，其重要原因在于相对稳定的文化基因，并基于其文化基因设计与传播标识性符号。基督教文明中十字架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为人类带来的重生与救赎的希望，伊斯兰文化将“新月”视为幸福、欢乐与新生的象征，印度文明将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视为吉祥、美丽、超脱的圣洁之花，这些文化符号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广泛应用于所在地区的宗教信仰、建筑设计与日常生活中。
对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来说，以文化基因为基础，设计显示度与代表性兼具的中华文化标识性符号，有利于提升中华文脉核心内涵的可读性。标识性符号以直观的、感性的、具象的形式体现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其传播度和认可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基于中华文化基因进行符号设计有了许多新的进展，比如“飞天”以长裙飘带、反弹琵琶、国风五色构建起其形象特质，传递出中华文化追求自由、开放包容、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逐渐融入到北京冬奥会的“雪飞天”场馆设计、中国航天博物馆的虚拟导游设计中，其文化内涵与现代社会中的奥林匹克精神、航空航天精神相结合，表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从中国悠久的历史脉络中梳理出反映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与普遍特质的文化基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与延续性，使文化传承与传播在历史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发现，更是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根本追求
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两个显著趋势：一是“向后看”，各种文化在各自传统中找寻归属感，寻找当代发展的资源；另一是“向东看”，充满人文精神的中华文化对于解决当代世界的冲突与不安具有积极价值。中华文化是“以德行意志为纪律、以融合沟通为目标的文化，也就是以维护和谐、创造和谐与发现和谐为文化发展的轨道”，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行为特征、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制度选择，换言之，解释中国道路要从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中找寻依据。钱穆认为，“故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此所谓好人之‘好’，即孟子之所谓‘善’，《中庸》之所谓‘中庸’亦即孔子之所谓‘仁’。而此种精神，今人则称之曰‘道德精神’。换言之，即是一种‘伦理精神’。”中华文化既关注人的身心本体，也关注人的社会存在，这种人文关怀成为稳定的文化框架，支撑中华人文精神的建立与实现。
“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核与根本特征，是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血脉，是其持续发展的精神主线，也是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立足中华人文精神形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为当代世界发展提中国智慧，成为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根本追求。
（四）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当代体现
文化自信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在定力，通过不断地吸收传统、再造传统，对内形成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对外形成民族文化的感染力。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经历了从“睁开眼睛看世界”时的自卑与自抑，到开展“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时的自省与自觉，再到“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时的自信与自强。一百余年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体现了中华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过程。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强调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一个多世纪后，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文化自信，强调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在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中不断明确、强化。
在当代中国，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应当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展开，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实践经验与理论资源。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当代体现，不单是自觉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动适应文化发展规律，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与合作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应当坚定文化自信，厚植中华文脉的精神力量，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作出贡献。
二、对话经典：创新性传承
文创理念是在当代文化发展中形成的新观念，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强调“文化创新创造的根基是民族文化、传统文化, 其内在逻辑是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并通过自主性的文化创新创造实现文化自强。”以文创理念为指导，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要对话经典，立足守正创新，结合科技视角、生活视角、创意视角把握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关系。
（一）挖掘文化财富：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文化科技融合是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特点，中华文脉如何进入现代媒介进行数字化呈现，将中华文化蕴含的“民本”“和合”等思想与技术要素相结合，将古老的文化概念转变为时尚的叙事方式，是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传承与传播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和文化积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更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从供给侧的文化数据挖掘、整理、展示到需求侧的文化体验、文化消费等，搭建起数字化文化生产线，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以数字敦煌、数字长城等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数字项目通过照片扫描建模、云游戏、PCG自动化生成等技术，提取文化基因，推动文化资源实现实体保存和数字保存双保险，创新文化形式，挖掘文化财富，保障文化安全；以“空间造境为核心业态、依托数字化准客体而建立起来的”沉浸式文化产业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以《三体》等为代表的中国一流文化IP通过将光影技术、互动科技和艺术创意相结合，为国内外游客打造感染力与创造力兼具的文化数字化之旅。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需要依靠数字技术进行现代化呈现和普及化传播，以“春雨工程”“阳光工程”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让特殊群体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减少文化单食主义者，提升人民的数字素养和文化素养。
以Midjourney为代表的AI绘画，Chat GPT为代表的文本生产，Runway为代表的视频生成为文化发展带来“人机协同”的思维革命，带来中华文化从全景呈现、全民共享到全面创新的趋势。AIGC与人类创作者的协同生产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中央音乐学院“AI释谱”项目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古琴曲《烛》，杭州亚运会通过AIGC还原古人举办蹴鞠、龙舟、骑射比赛时的运动风采，体现了AIGC在国风音乐创造、数字博物馆建设等各方面广泛的应用。AIGC掀起的技术变革极大提升了文化创造力，需要在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中积极运用。与此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面对AI技术在知识产权、使用伦理等领域的潜在风险应当保持警惕，明确技术不是本质，而是工具，以技术创造更有文化感的人文世界才是追求。
（二）塑造文化记忆：历史在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与定型
文化根植于社会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革，当往昔的日常逐渐失去了当代生活中的不言自明性，变得需要进行再阐释时，只有让历史不断通过生活实践得以再生和维系，成为一种日常记忆。日常生活是文化记忆形成和传承的重要场域，人们“凭着直觉而活，按照习惯而活，靠着口头而活，利用传说、格言和仪式而活”。非遗文化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的节庆仪式以回忆文化的形式在世代相传中延续文化认同，价值体系以理论指导的方式展现了历史经验在指导现代社会关系中的作用，物质文化作为文化记忆附着的象征物寄托了人们的情感，推动非遗文化的创新性传承有利于凝聚文化认同。
非遗文化是关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要推动政府主导与大众参与相结合的形式实现文化内容的再造与文化记忆的生产，推动非遗融入“乡村、城市、夜晚、数字、国际消费空间，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政府是非遗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要对非遗传承人、非遗传习所、非遗传承基地提供财政扶持，确保非遗文献资料的存续；通过政策支持，引导商业力量和大众力量将非遗转化为教育、文创、体育领域的文化因素，激发非遗活化的内生力。在这一过程中，激活文化资源是基础，吸引人民参与是关键。激活与吸引都需要把握当代文化发展的新规律，依托实体空间让公众“实地”、“实体”、“实在”参与形成文化记忆，使得历史通过回忆变成神话，“才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这种生活中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至关重要。
（三）激发文化想象：文化创造中的“源”与“流”
文化创造要把握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源流关系，要求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根本特质和价值取向，吸纳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使其与现代审美和价值观念相融合，创造出既有深厚文化积累，又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文化产品和艺术作品。要发挥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吸引青年群体带来更活跃的创意、更大胆的实践、更开放的思想、更主动的传播，生产出既反映人民生产生活实践、又兼具温度和人文关怀的文创产品，让文创产品与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关系和生活价值发生重构和疗愈，承载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闲暇时光。国潮是“中国货”+“时尚潮”，是以中国为IP，以时尚为特点进行的文化消费现象。以稻香村、五芳斋、杏花楼为代表的传统美食通过跨界联名唤起消费者的怀旧情感，实质是以中华“老字号”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国人，尤其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和品牌自信。
没有创意的文化是重复的，没有文化的创意是单薄的，文化创造要与经典对话，让创新回归于熟悉。《只此青绿》以“人舞”代替“山水”，揭示出江山的人民性，通过“天人合一”的古典思想展现了《千里江山图》的中华美学底蕴和人文精神；《长安三万里》通过48首唐诗串联起以李白、高适为代表的大唐群星的诗意人生，“将进酒”片段中随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句，李白和高适乘鹤而飞看星河璀璨，反映出古人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失意与挣扎，找到了与现代社会的连接点，激起了许多观众的强烈共鸣。以创意视角推动文化发展，能够突破文化代际传承中的复制性和重复性，能够开发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文化产品与文化IP，真正让中国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对话国际：多样性沟通
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关乎多元文化的共存、文化沟通的自由与文化内容的创造。无论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还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等非西方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一致性，文化的多样性沟通要求立足文化间性，尊重文化差异，探索文化融合，以“取经”而非“传教”的形式寻求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对话。“文化间性指的则是不同文化际遇时发生意义重组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指一种文化与他者的关联。”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要立足自我叙述、激活他人叙述、进入日常叙述，把握文化敏感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积极开展跨文化传播。国际经验、国际元素、国际市场日益成为我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关注传统文化传承、国际文化元素融合，关注国内市场覆盖、国际市场拓展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立足“自我叙述”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成为提升当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增强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根本遵循，一方面需要立足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沟通、可理解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更加广阔的全球文明观加强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与传播。
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以纸质图书为代表的物质性媒介成为文明交流与沟通的重要纽带，以国际图书的出版向全世界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传播中华文脉的价值追求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出版界的重大使命。中华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政治词汇、成语典故、语法表达很难被非母语环境的人准确解码，需要结合“当下”的文化实践和“当地”的文化要素进行翻译，并结当地的地理环境、文化语境、社会现实和人本需求提供注释，尤其注意与异质文化具有明显差异的标识性文化符号，避免文化误读，如“中国龙”与“西方龙”的区别。以国际图书出版开展中华文脉的传播，要提升文本所传达的信息的可读性，减少文化折扣。
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中，中华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是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华学术读物的外译数量少，高质量学术会议数量少，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学术作品鲜少进入国外主流的发行传播渠道。推动中华学术读物走出去，可围绕东方哲学思想传统、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问题等主题展开，推动学术话语从“说明中国”转变为“中国说明”，前者以“中国”为对象，后者以“中国”为主体，体现话语权的提升。
（二）激活“他者叙述”
在互惠型、友好型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每种文化都会形成看待他者的文化图式，也会受到他者反馈而来的文化图式的影响，使他者成为自我认知的延伸。激活“他者叙述”，有利于跳出文化中心主义的囿限，提升中国故事的说服力。
具有设计感的文化符号是吸引“他者叙述”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宝大熊猫以憨态可掬的形象和团结和平的寓意成为展现中华文化特质的民族文化符号，美国功夫电影《功夫熊猫》中的“阿宝”以熊猫造型、性格设计和成长经历展现了深受功夫文化影响下的刻苦奋斗的中国形象，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以熊猫造型、糖葫芦外壳、宇航员装饰展现了温和可亲的中国形象，受众通过符号形成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了解。
展现地方性的文化作品是激活“他者叙述”的重要元素。地方性侧重于“即时某地”的特殊性，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华文脉的理解，体现中华文脉的具体性与吸引力，日本游戏公司光荣制作人参考明清时期的白描绣像等文献资料、地理环境卫星扫描地图开发了《三国志》系列游戏，配以详细的武将史料、中国风景名胜的艺术画，深度还原《三国演义》中的自然美、历史美与人文美，受到玩家热捧，成为外国受众了解中国历史的媒介之一。
搭建可沟通的交流渠道是推动“他者叙述”的重要媒介。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企业、媒体等通过推动他者叙述的传播，展现了中华文化精神与中国国际形象。如央视系列纪录片《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名片》中以印度尼西亚的养牛从业者的视角讲述了雅万高铁对地方发展的推动。从立足自述讲述“我的”故事到立足他述讲述“我们”的故事，体现了文化沟通的动态平衡和文化意义的共同分享。值得注意的是，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华文化的传统内核与社会观念能够为跨文化传播的元理论补充新观念，更好地阐释文化转型与文化变异相互交织的趋势，推动国内的研究逐渐跳脱出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范式，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贡献中国声音与中国力量。
（三）进入“日常叙述”
随着数字化技术日益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网络游戏、小说、影视剧为代表的“数智华流”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日常化表达和交互式设计消解了传统跨文化传播模式的种种局限，其特有的心流体验能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感知中华文化。
展开中华文脉的日常叙述，要以文化杂糅设计叙事结构，将传播本位转变为用户本位。对于网络游戏、小说、影视剧等日常文化产品，一方面，要将武侠精神、神仙思想等文化文本与普世价值、流行文化相结合，以本土化消解外国受众对中华精神文化的陌生感；另一方面，提升中式美食、建筑美学、服饰风格等符号设计的品质感，以极致的中式美学激发外国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心。网络游戏《原神》以日系画风、多元文化特色吸引各国以青年为主体的游戏玩家，其中“璃月”城邦以古代中国为原型，风景设计参考自中国风景明神桂林山水、张家界黄龙，城邦主“钟离”的角色设计从道教八仙过海的传说中“钟离权点石成金”中汲取灵感、拥有岩神与财神之称，食物设计涵盖徽菜腌笃鲜、湘菜金丝虾球、粤式点心水晶虾饺等中华经典美食，吸引中外玩家纷纷化身“原学家”细心考据游戏内蕴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杂糅的传播方式有效祛魅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刻板对外传播模式，以软性温和的方式传达了具有深厚人文感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展开中华文脉的日常叙述，要以互动参与丰富文化体验，将内容受众变为传播主体。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成为承载中华文化的“意义地图”，具有内容开放性和可解读性，中外受众通过发布科普类、反应类、点评类视听文本共同参与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从讨论文化产品拓展至中华文化的历史典籍、文学艺术，基于趣缘实现了文化交流与沟通，增强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了文化传播的主体和渠道，由此，在文化对话中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感成为多样性沟通的重要趋势。
四、对话时代：自主性建构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赋予中华文脉以时代力量，坚守发展中华文明的自主性，要把握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关系。
（一）文化自信建构：独立自主民族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成为构建文化自信的核心原则和基本动力。
深入中华文明的历史与传统，《道德经》有言：“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要求保留自己的特性和方式、不从众，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要在生活中自省、修己、慎独，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意识传达了自强自立自主的处世态度，构成了中华儿女一脉相承的民族风骨和观念意识，具有解放性、进步性和创造性。
保持独立才能葆有魅力。随着现代性对世界发展的推进，近代中国在殖民中遭受史无前例的压迫，面对愚昧孱弱、精神麻木的国民，鲁迅在《呐喊》中高呼“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伴随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文化觉醒，提升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扬独立自主民族精神，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
文化自信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度理解，对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敏锐把握，对未来文化趋势的准确预判。独立自主民族精神是中华文脉的精神主线，是以文化自信推进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精神基础，面对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文化安全的时代挑战，要从中华文脉中有关独立自主民族精神的经典论述和特色实践中汲取力量，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二）学术理论建构：人文经济学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离不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人文经济学是基于新时代丰富的人文和经济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充分体现了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人文经济学的构建是经济学对人的回归，也是中国经济学对中国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与文明意义。这是中华文脉在当代传承与传播进程中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发挥显著的作用。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推动人文到经济的转化，呼唤人文精神的指导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寻求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来源，逐渐深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各个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中，基于人文经济的理念，许多地方做到了文化发达与经济领先并存，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比如苏州通过古城保护使江南水乡的城市风貌呈现出时代生命力，澳门在老城区改造中既让在地居民能够自如地生活在其中又展现了吃喝玩乐游购娱的市井生活、展现“小而美”的状态，推动地方文脉成为城市软实力的体现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创意经济进入到了全面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创意经济以文化资源和创意思维为核心要素，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产业实践。创意经济不能理解为单纯的经济行为、消费取向或技术炫酷，其作用在于以当代创意提升民族文化的感染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当前中国创意经济市场需求旺盛，需要培养大批具有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引领性、复合型文创人才，推动中国进一步成为对历史文化充满认知与温情、对人文生活充满好奇与探索、对创意实现充满宽容与支持的“创意大国”。
（三）人类意识建构：全球文明倡议
在一个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里，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愈发凸显、价值观与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愈发凸显的时代里，人类社会期待一个充满人文气息、人文关怀的世界。全球文明倡议厚植人类整体意识，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重要思想公共产品。
全球文明倡议是扎根中华文明精神提出的人类文明建设方向，着眼点是为了全球文明的发展和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单一主义、中心主义的西方文明观，体现跨文明平等交流、促进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全球文明观。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
在人类文明的共同建设过程中，要将中华文脉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传承与传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深刻动力，但不是文明跨越并进入新轴心时代的依据，人类新文明的根本标志是文化多样性与人类意识的形成。新轴心时代的形成要在物质上追求现代化，在精神上追求人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反对文化部落主义，形成全球文明观：尊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存在，接受异质的、多样的、不同步的社会形态，建设文明多样性；认同“共同人类”的普遍概念、建立人类的依存意识、传播人类的共同价值、形成人类的协作机制，推动人类新文明。
（四）传播能力建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不同地区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形成了多样的信息解读框架，随着中国形象传播的全球升维，应当以中华文脉的传承为基础，深入洞察国际受众的文化心理和接受习惯，设计具有普遍共鸣的叙事方式，朝向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故事的跨文化传播转型。
在继续做好政府对外传播的基础上，要切实发挥好国民、企业等社会主体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中的生力军作用。国民的个人素质教养和社会公共道德是国家形象最直观的体现，中华文化中讲求出行有礼、坐卧有礼、宴饮有礼，普通民众是中华礼仪文化的讲述者、践行者、传播者，有利于塑造“礼仪之邦”的国家形象。讲好企业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将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海外企业员工的管理，以“无信不立”的观念塑造企业经营理念，将“天下大同”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
在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中，要切实展现中国在当代人类文明中的“建设者”形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应当把握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人类感与人文感，换言之，要以全球视野的大格局来传播中国故事。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文化中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成为提升中国故事人文感的重要来源，从全球发展来看，中国故事应当造福的是最广大的世界人民，应当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的普惠性，让中国故事为气候变化、贫穷问题、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等全球挑战提供有益方案。
五、结语
中华文脉传承与传播的时代使命要求我们在多种对话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与突破，推进经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时代与未来的对话，以辩证的思维分析文化内容，以平等的姿态看待文化差异，以创新的方式开展文化传播。
与经典对话是为了传承中华文脉，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审视经典的时代价值，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生活场景之中，使传统知识在当代社会中得以新生，为时代提供指导。
与世界对话是为了传播中华文脉。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历来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华文化与世界的对话，是一种平等交流互鉴的过程，只有通过相互尊重、深入理解，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共同建设世界文明百花园。
与时代对话是为了创造中华文脉。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全球治理深刻变化的时代里，中华文脉的传承与传播应彰显更多的开放性与创新性。文化创新不仅应表现在中国语境下的创新实践，还应引领中华文脉与全球文化的创意融合，使中华文化更加生动活泼地融入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体验，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