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2日，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一条“太空推特”中引用了中国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引发国际网友热议，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段佳话。这段佳话有三层意义值得发掘。
第一层意义在于揭示了跨文化交流的主旨。正如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所言：“克里斯托福雷蒂的推文显示了她的中国文化功底。太空是属于世界的，人们无法在太空划定国界，太空站、人造卫星等航天器围绕地球飞行，它们跨越国界、文化、宗教，超越哲学和历史的分歧。”
第二层意义是恰好展现了“与古人对话”的意旨。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题中之意，正是希望与他之前的古人对话，所谓“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同时他也畅想未来，后人又将如何与自己对话，全文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结尾，一语激起了穿透时空、古今对话的人文之力。
第三层意义是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文明互鉴所反复强调的要旨。据老同事回忆，《兰亭集序》是总书记最喜欢的古文名篇之一，早在福建工作时总书记便对其中的名句信手拈来。到浙江工作后，他多次去王羲之写就《兰亭集序》的绍兴市考察，并建议当地领导深入学习《兰亭集序》：“作为一地的党政领导，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历史文化、历史人物和传统经典名篇，有些还要下功夫背诵，把这些作为当地的文化名片。”
与古人对话、与历史神交，才能够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智慧，从而生发出对民族文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自信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注重通过“与古人对话”，阐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命题。我认为，总书记与孔子、朱熹、苏轼的三次对话，分别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层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一、与孔子对话
总书记与孔子对话，重点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2014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出席了国际儒学联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同时也是习近平同志继2013年11月参观曲阜孔庙并发表讲话、2014年“五四”到北京大学看望中华孔子学会原会长汤一介之后，连续第三次与孔子和儒家“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层面的重要意义：“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是总书记念兹在兹的重要要求。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正是“软实力”。“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虽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但其所蕴含的精神理念，中国文化古已有之。老子在《道德经》中即提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更是特别强调“柔”的力量，“儒”字本身的含义即是“柔”。汉代学者郑玄在阐释《礼记·儒行》时点明：“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可以说，中国人是最早认识并运用“软实力”的古老民族，一直倡导以文教力量“怀柔远人”。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因此，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并用其指导我们的实践。
我读中国社科院欧洲所老所长陈乐民先生的《中西之交》，颇有感悟。陈先生原本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晚年却不断强调要“胸有中国哲学的主体”。他曾说：“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或优点——它的包容性涵盖了纵横两个方向。纵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横的是天地人生。我对中国哲学的容量，理解得太晚了。至少就研究学问而言是如此。鉴此，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时，需胸有中国哲学的主体，方能搔到痒处；再与西方哲学相对，方能有较深的体悟。”
陈乐民先生通览中西思想史之后的肺腑良言，正契合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我们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首先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我长年以英文给一个外国驻华外交官硕士项目讲授《中国文化史》，每年开学都会给学生提一个问题：“据你们的理解，按照孔子的儒家传统，中国人的人生意义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几乎所有学生都会举手肯定——“当然是为他人，中国文化就是集体主义”。然而，他们都错了。按照孔子的原典，“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是“为己之学”，既承认人生的意义是“修身立己”，又强调人生的意义离不开“社群关系”，我认为这正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之处。
一方面，儒家是承认人性之私的，认为人们总是优先将自己的爱施与至亲，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另一方面，儒家又提出要规导人性之私，希望人们能够“推己及人”，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简略而言，儒家文化强调“执两用中”，是不能以西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两端来作机械理解的。儒家倡导的价值观是“修身立己”，但同时又强调不能离开“社群关系”，要“心里装着他人”，要“照顾别人的舒适度”。因此，中华传统智慧是超越西方“个人理性”的，既反对“损人利己”，但也不是不切实际地“损己利人”。中华传统的“孔子改进”比之西方传统的“帕累托改进”，其高明之处正在于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我的改进，不以他者的损失为代价。
厘清了上述“文化立场”，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与世界同行”。不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
在中华文化看来，损人利己的外交政策不仅在道德层面不可取，在现实层面也不可持续，自身最终必受其害。
二、与朱熹对话
总书记与南宋大儒朱熹对话，展现了中华政治文明的古今传承和当代价值。2021年3月22日，正在福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熹园，在朱熹“民本”思想展示墙下，首次清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并再次阐释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资源。
朱熹曾在福建开办书院讲学，“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引用的这句古语，正出自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是朱熹针对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所作出的延伸阐释。几千年来，“民本”思想在中华政治文明层面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意义。朱熹本人曾任福建漳州知府，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曾在福州担任主官，这些古代先贤都在八闽大地的地方执政中实践了“民本”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再加上陪同他在朱熹园考察的何立峰、王宁、林宝金等同志，当时一共有四任福州市委书记在场。因此，总书记在“民本”思想展示墙下的重要讲话意蕴深远、联古通今——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我们都必须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顺应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着力点。在几千年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当下，通过传承与转化，“民本”“和合”“大同”等传统文化精髓仍然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养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我本人在国际交流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个对外传播与文化阐释的难题——如何翻译中华政治文明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大同”，有人将其翻译为“All the Same ”，好像“大同”就是“一切相同”，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大同”的本意恰恰是“大不同”，所谓“和而不同方能大同”，如果什么都一样了，反而不是“大同”了。我认为，“大同”可以解读为“大处相同”——就是说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高层面我们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形式、表现样式、衡量方式上各有差异，对此我们应该相互尊重和充分理解。所以，我觉得用“Diversity in Unity”，即“多元一体”翻译“大同”更为合适一些。
陈来院长写过一篇关于闽南文化的文章，他指出朱熹曾在福建以书院兴学，致力于地方教化，把中原文化与闽南特色相结合。就中国文化而言，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对辩证的关系。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个地方的不同特色发展，这正是中华政治文明的一大特点。
与“大同”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大一统”。有些人对“大一统”存在误解，认为不宜在对外传播中使用，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大一统”，既寓意着政治统一，也寓意着社会升平，同样是一种“统一之下的多元共存”。我的观点是：唯有实现了纵向的社会公平与阶层流动，才能够支撑起横向的幅员广阔与国土统一。中国古代历史一再表明，凡是社会公平做得不好的时期，国家一定是陷于分裂动荡的。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南海与奥巴马进行瀛台夜话时，专门阐释了“大一统”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历史多次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一旦国家混乱，就会陷入分裂，老百姓的灾难最惨重；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入理、入心地将中华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道路阐释清楚，将“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阐释清楚，是文明交流互鉴不可回避的重要使命。
三、与苏轼对话
据统计，苏轼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最多的古代先贤之一——“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即出自苏轼的《杭州召还乞郡状》。2022年6月8日，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了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进士”的故居——三苏祠。这次古今对话，与物质文明层面的“文物保护利用”直接相关。就在十几天前，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三苏祠自北宋建立，历经千年洗礼，收藏了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行走其间，总书记对每一方石刻、每一块牌匾、每一副对联都看得很仔细，其中一些甚至逐字诵读。三苏祠飨殿背后有一口古井，相传是“三苏”时期开凿的饮用水源。我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这口承载着历史沧桑的古井，不正象征着滋养我们精神家园的文化源泉吗？
文物是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不忘源头活水、牢记文化初心，就必须重视保护和发掘文化遗产。苏东坡在中国各地为官期间，为增进百姓福祉和便利，重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架设虹桥，留下了很多文物和古迹。谪居广东、海南期间，他看到农民插秧拔秧十分劳苦，便在当地推广普及了先进农具——秧马，并创作了《秧马歌》以记其事。
然而，现在我们有些同仁在开展跨文化交流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农耕文明传统，好像一谈农耕就显得很落后似的。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自然应该是超越古代农耕文明的；可是，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与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迥然有别的，是由中华农耕文明所衍生而出的新型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我们须知，精神特质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必然是由一定的物质基础产生的，而中国在东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下所孕育出的农耕生产方式与政治经济结构，形塑了传统中国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改造，而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特质也正孕于其中。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欧洲学院演讲时特别指出：“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他以“茶”和“酒”的物质形态为例，指出“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当然，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完全可以相互欣赏、彼此借鉴，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要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推动人类多元文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贡献出更多“郁郁乎文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本期编辑：申金鑫
